每次因為不同原因回到牛津，都會拜訪一下當年的博士論文指導導師 Rana Mitter 教授。上次見他是2019年前，世界現在一切變了樣，再遇時，感受尤深。 我讀博士時，大概是他最早的博士學生之一，年紀也差距不大，很談得來。他當時不過是一個講師，但明顯是high flyer，不久就成為牛津的正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八面玲瓏，擅長籌款，同時也是活躍英國的公共知識份子，曾主持介紹古典音樂的電台節目，幾年前甚至得到英女王的OBE勳章。 意料之外的是他在下個月就會跳槽到美國哈佛大學，在JFK公共政策學院出任 director。坦白說，他這軌跡是我想像不到的：由研究現代中國歷史出身，到要深入大國政策研究，中間的轉型，要迎接很大挑戰。他笑說世界局勢這幾年變幻莫測，難得有機會深入前線接觸分析，在美國的感覺會更在地。難怪近年越來越見他對時事評論，須知很多牛津教授依然不大願意走向公眾，而他是願意落地下放知識的例外。 對我而言，「博士論文指導老師」的定義，就是一個反正已經看到我所有缺點、但又願意幫助我達到目標的人。所以，有一種難以形容的信任。就算多年不見，都是他問甚麼，我就答甚麼。 他也大約知道這幾年我的歷程，對2019年香港的運動、2020年的《港區國安法》，也有過直接評論。所以所有沒有和公眾說的故事，都和他簡單交代了。雖然他是很diplomatic的人，和各方關係都很好，也有很多中方人員會拜訪他，但我知道他有很清晰的核心價值，也很清楚世界未來幾年的最大挑戰何在。 有一位同情香港人的哈佛大學JFK學院院長，自然是好事。 每次見到他，我都不由自主想到一連串平行時空的問題。例如如果畢業後沒有回到香港，又會怎樣？ ▶️ 碧咸排隊12小時悼女王：英國國民教育是不用強制、不用考試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ReAhHyA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