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香港上海書局作為左派文化大本營，是因為負責人的兒子是舅父在文革期間外放廣州的香港同學。這類淵源，一般人覺得不過是歷史塵埃，因為不少左派前員工（例如日前談及的李怡、《港區國安法》後在海外高度批判中共的前天地老總顏純鉤等）、第二代（例如陶傑），都走了徹底相反的路。 但與此同時，這份淵源的存在乃客觀現實。令我想起好幾年前，某位前輩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的想在香港搞一個「紅花會」。 當時他的構想是多聯繫《大公報》、或其他有關的香港左派圈子的二代、三代「傑出人物」，不定期 casual 飯聚，天南地北談往事，就是不談政治，覺得這樣的 alumni 可以媲美西方一流名校的舊生網絡。就算彼此的政治理念不同、乃至相沖，也不要緊，生意也好、為上一代找演唱會貴賓門票也好，總會找到可以合作的地方。 這樣的聚會，我也出席過幾次。有一些二代、三代依然很左，大概在社會也不容易有其他出路；但更多的早已獨當一面，本來都不大愛談自己的上一代。這類場合遇到的，包括陶傑、黎小田、周蜜蜜、劉天蘭兄妹等，昨天談及的「三中商」元老藍真女兒藍列群也在其中。 說來入面有很多歷史的諷刺，例如曾德成當民政事務局長期間，他的常任秘書長是楊立門，楊立門不但不是左派二代，父親反而是六七暴動期間撰寫當時高度反共的《18樓C座》的廣播劇作家楊普禧，曾德成卻是因為參與六七暴動派傳單而坐牢。當然，楊立門最終的立場不知何故極度深藍，可為殊途同歸。 後來，這個「紅花會」構想自然不了了之：不是網絡不了了之（網絡從來都存在），只是煞有介事的聯繫，就犯了難以名狀的江湖大忌。究竟dynamics 如何？ 舉一個例子：L先生是一位左派二代的低調才子，曾說只要A出現在這些飯局，他就不會來，然後對組織者數了一大堆A的事項。組織者發現，原來大家這麼多過節、這麼多是非，深怕搞下去不知不覺間捅了馬蜂窩，就知難而退。不久之後，卻在社交媒體看見A 熱情洋溢的懷念和 L先生的童年友誼，對其才情高度評價，L先生家族那邊則一唱一和，對對方大表讚賞。 很多事情不能看表面，很多歷史不是 linear 線性出現。每次遇見這些深不可測的前輩，我都會這樣提醒自己。 ▶️ 陶傑：左翼南來文人・說好香港故事（二）外交部之夢：為何舊《大公報》昔日能吸納「十大才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dxf5DvY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