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上台其中一大對北京的賣點，就是和民主派關係「友好」。為了顯示自己比董建華「做到嘢」，他上任之後，就立刻推動最敏感的政改方案。這可見當時曾蔭權對自己的高民望蜜月期相當自信，策略是利用民意，「說服」個別溫和民主派議員「順從民意」、支持自己，而不是擔心方案一旦拉倒，會反過來立刻終止自己的蜜月期。 結果自然又是事與願違。 雖然香港政改的最後決策者一定是北京，但曾蔭權任內兩次推動政改方案，最著緊的其實都只有他自己，與及個別高級公務員，他們大概認為這是歷史最後的機會。曾蔭權當時除了要證明自己能力，似乎也一度「心雄」，被自己製造出來的高民望（泡沫）說服了自己，希望歷史留名，否則大可buy time 拖延一回，或敷衍進行，這才比較符合「世界仔」的明哲保身。 北京的態度則始終曖曖昧昧，雖然有口頭呼籲支持曾蔭權政改的門面動作，但其實又明顯沒有「動真格」護航，否則用黑材料威逼利誘幾個人，其實輕而易舉。究竟北京是否真正希望方案通過，實在很難說：左派術語稱之為「打右燈、走左路」，這樣的陰謀論，這些年來，聽過很多。 在第一次政改，曾蔭權倚重自己挑選的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主力負責。當時他們的策略很簡單，很「英式法治」，就像彭定康通過政改方案時逐票去拉，而不管其他。因為方案通過需要立法會當時60票的2/3通過，而建制派有34票，所以數字上，只需要將主流民主派政黨以外的6票「溫和民主派」拉攏，方案就可以通過，就那麼簡單。曾蔭權認為既然目標是「溫和民主派」，而相對沒有大黨複雜的利益考慮，理論上，自然更應該回應民意，而當時民主派內部的民意其實是大約一半半，也就是全港民意確是以通過方案佔優，加上曾蔭權當時民望高達七成，這都是曾蔭權的最大憑藉。「你們既然支持民主，怎能罔顧民意拉倒方案？」 來到操作層面。當時曾蔭權爭取的六票，現在都水落石出，分別是馮檢基、梁耀忠、劉千石、李國麟、鄭經翰、譚香文。這裏面有三類：馮檢基、梁耀忠、劉千石、李國麟四人，本身和北京關係已經相對友好，或本來就傾向中間，或已經因為個人原因而要投誠，本來就是表面游離、實質可控、可以隨時反水的暗票；鄭經翰屬於曾蔭權的「私伙嫡系」，坊間很少估計得到，當時成了曾蔭權立功的最大秘密武器；所以最後其實最大變數，就是當時新晉會計界獨立議員譚香文的一票。 拉譚香文這一票有多容易 / 困難，當時沒有人知道，因為那時候的她近乎一張白紙，無路捉。她爆冷擊敗陳茂波當選會計界議員時，本來走的是中間路線；後來一度傾向公民黨，曾經被吹捧為「民主女神」（這個名詞從此大貶值）；然後又居然加入人民力量；2019年選舉高呼「五大訴求」；然後卻又參加「完善議會」選舉。總之近乎每一次選擇，都是「估佢唔到」。無論如何，第一次政改表決的後結果，就是本來已經拉到的譚香文臨時「走票」，表決時以戴卓爾夫人名言「the lady is not for turning」自詡，一舉成名。其他那五票見反正方案拉倒，為免「暴露」，也就臨時改發言稿改投反對票。 許仕仁將那次失敗，公開點名歸咎李柱銘和陳日君。不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那次也明顯並不支持曾蔭權的政改方案，和2010年形成強烈對比（見下一篇）。現在回看，曾蔭權當時的策略就是將政改作為單一 ad hoc 議題處理，玩的是英式議會遊戲，儘量不捲入其他利益集團更宏觀的博弈，不理會民主派大黨、不理會北京各派、不理會「外國勢力」的態度，純粹靠自己的力量拉票，可謂非常、非常天真。 到了第二次政改方案，汲取教訓，他的佈局就完全不一樣。 （待續） ▶️ 余若薇：當香港由「法治」變成「依法治港」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kM6xi93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