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政改方案失敗之後，曾蔭權的賽後檢討，發現不能夠採用英式議會民主「逐票拉」的人盯人策略，並意識到要數字上「夠票」，還是要從反對派的大黨入手。而從大黨人手，自然就不是像上次那樣，單純的討論一個 ad hoc 的政改方案，而不得不將更複雜的結構性問題綑綁處理。 這就造成超出曾蔭權、或超出香港特首能力範圍可以處理的大事。 由於在2009-2010年，曾蔭權將兩個議題綑綁在一起，就是「政改方案」+「統戰香港最大反對派政黨民主黨」，而「統戰民主黨」是一個超大動作，並非曾蔭權政府可以自己做到，所以那次其實動員了大量其他力量。以我後來從不同渠道理解，這入面包括幾乎所有可以直達北京「天神」溝通的溫和建制派與媒體人、一群真心擔心再沒有進展北京就會「發爛渣」的中間派社會賢達及公務員，以及還有可以直達美國華府的中間人（別忘記2005年華府反對曾蔭權的政改方案）。 方案通過後，曾聽過大量上述類別的朋友「謙虛地居功」。 他們並非不知道民主黨要投票支持曾蔭權的政府方案，一定會失去部份支持者。但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很直接的，而且邏輯上也是成立的： 只要建制派那30-40%的全港支持度，加上民主黨起碼佔民主派一半的支持度，如果合二為一，任何日後的政府施政，都可以穩穩佔據「主流民意」，從此就再也沒有政府代表不了主流民意的尷尬，施政就可以暢順得多。如果民主黨長期飾演「忠誠反對派」角色，任由其他「激進反對派」長期佔據20-30%民意（五區公投就是基本盤），既可以反映「香港有民主」，又可以讓北京放心任何激進方案都不會通過，還可以向國際社會名正言順證明「政府充滿認受」，這樣的願景，當時不少人是有所憧憬的。 結果，經過重重現在還不能盡為人知的幕後操作，北京當時算是 reluctantly 接受了方案，並以民主黨在中聯辦與「九品芝麻官」李剛會談為戲劇性高潮。但其實當時北京的保守勢力也充滿暗湧，他們支持方案，是支持「從此一勞永逸地完全統戰民主黨」，就像昔日完全把匯點創黨主席劉迺強、或後來將公民黨創黨成員湯家驊等人完全統戰過去一樣，而不是讓民主黨長期食「兩家茶禮」。如果是後者，這股勢力就會瘋狂反撲。 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在政改方案通過後一年病逝，當時北京的定性很值得留意。司徒華早年出身於左派系統，與系統決裂後，在民主黨代表「大中華」一極，2010年因為高調反對公民黨、社民連的「五區公投」，而成為後者支持者的重點批評對象。他病逝時，香港建制派幾乎是群起而出去靈堂弔唁，各人的發言、悼詞都統一口徑，強調司徒華反對「五區公投」、自然也包括支持民主黨通過政改方案的貢獻。到了《港區國安法》之後，司徒華的兩大親生兒子支聯會、教協都被瓦解，連支聯會的司徒華公仔也成為「違反國家安全」的「物證」，這自然是歷史的諷刺。 同樣經過種種目前尚未為人完全理解的操作，美國也在最後關頭表態支持方案，並通過飯局、私人會面等公開放風。有關美國在兩次政改的不同態度、不同用字、不同行為，當時我曾經在主流媒體小心翼翼地分析過，不過那時候感興趣的人非常少（或許是頭盔太多，讀來索然無味）。最值得研究的是同屬壹傳媒集團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在最後關頭居然發表了完全相反的社論，對方案分別支持和反對。 （待續） ▶️ 余若薇：當香港由「法治」變成「依法治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kM6xi93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