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談如果定格在2019年、以當時的環境回應當下的生活日常，會產生哪些後遺症： 6. 以中共式二分鬥爭法看待一切。2019年是特殊環境，「黃」「藍」彷彿涇渭分明，但其實香港人的結構從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算是2019年，也很難用一個標籤概況任何一個人，何況在今天？例如在「新香港」留下來的人，可以有一萬個合理理由，而只要留下來，就不可能不作某種合理程度的妥協，否則根本生存不了，但這不代表他們「變」了。如果用於這樣看，牆內牆外的裂痕就會不能彌補，彷彿每一個人都是「背叛理想」。另一方面，當挑戰政權的成本變得極高，一般人都不會正面嘗試，但鬥爭DNA已經紮根，就變成要鬥爭身邊可以鬥的人。這是海外民運的深刻教訓，但香港人似乎毫無警惕，反而在電子唐人街變本加厲。 7. 倖存者情結。離開了香港的朋友，不少有內疚心態，覺得有責任為香港在海外做多點香港不能做的事，但其實又沒有很具體的目標可以達成，結果難免終日活在不安中，而如果「為做而做」，反而可能適得其反。而且，由於經常將香港的不幸掛在口邊，雖然處於善意，卻容易被留下來的人批評為散佈恐懼、落井下石。這樣下去，會經常埋怨不被了解，鬱悶無限。 8. 遺棄者情結。「留下來的人」不少則有被遺棄者情結，覺得自己面對「新香港」的新常態已經很吃力、天天要委曲求全，外人卻不能理解，同樣時刻感到很鬱悶。發展下去，容易產生逆反心理，甚或有「豁出去」的行為。結果牆內外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乃至由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同樣是政權二元對立劇本的展現。 9. 時刻捉鬼。從HKETO奇案可見，「新香港」確實會嘗試境外執法，但首先他們的手段非常拙劣，而且也不可能有資源監控每一個人。就算是中國政府，也不會這樣監控全體海外華人，而海外華人此刻的狀態，反而不會有海外港人那樣對極權恐懼：畢竟對後者而言，這是全新經歷，前者則屬司空見慣。結果，一些香港人到了海外，除了和身在牆內一樣，甚麼都不敢說、不敢做，對身邊一切也疑神疑鬼，甚或生活遇到任何障礙，也會懷疑本地人是否已經成為中共同路人、被滲透、投共、是鬼。這樣的反應，通常會令本地人O嘴。至於對其他香港人的猜疑，更是罄竹難書。 10. 宿命與失敗主義。由於2019年用盡了一切方式也未能成功，反而得到香港自由被摧毀的下場，如果以這樣的線性方式扣連因果關係，很容易得到政權最需要的結果：散播犬儒主義、宿命主義、失敗主義。只要接受了這一套，再將之化作日常生活的新指導思想，就會假定一切都是沒有用的，然後變得越來越憤世嫉俗。由於這種放負心態很難認識本地朋友，結果又會反向強化了自己人的圍爐，卻令爐內的負能量進一步集中。 正如上篇引言所言，要毋忘，要 move on，不要 move out，才能細水長流。 ▶️ 前元朗區議員李俊威 Wilber：身在英國，我們都要 Move On，但不要 Move Ou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1o1kpl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