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父母帶我第一次觀賞交響樂的時候，我大概6、7歲，在香港大會堂，演奏的是香港交響樂團，指揮是日本人福村芳一。那是很好的啟蒙，歌曲很大路，指揮很活潑，所以印象難忘，也記下了這個日本人的名字。 在日本當代指揮家當中，福村芳一算不上最頂尖，現在是菲律賓交響樂團的常任指揮。他也出道很久，小時候的印象是他在台上風趣幽默，知道怎樣大動作取悅 layman 觀眾，所以看過第一次之後，父母就對他持續關注，一年後，再買票帶我觀賞了他的另一場「聖誕安哥音樂會」。 那場音樂會的定位更合家歡，請來當時的商台DJ盧業瑂做主持，理應有所期待。我卻已經覺得有點太市場化、有點 Harry 哥哥兒童節目的味道，不知怎的，產生了若干抗拒。 福村芳一在中國大陸的名聲，可能比在日本更響，因為他是第一批在改革開放後走進中國市場的日本指揮家，曾經與北京的中央交響樂團、上海交響樂團等合作。但父母覺得他指揮不出那種中國味道（例如他有推出《長征組曲》CD），從此將他放在了另一個名單，就逐漸被放入了心中的冷宮。 雖然母親不能算很懂音樂，但她工作關係，長期接觸那些要走進中國大陸的外國人、包括日本人（記得她曾經有一位日本朋友，不時托人從日本送禮物到我們家）。她一直假定那時候願意走入中國的，都不會是頂尖人物（韓素音是一個例外）。記得小時候問她哪些指揮是世界級，她就說托斯卡尼尼、伯恩斯坦和卡拉揚。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心理狀態：當年英國人說那些在倫敦失敗的英國人，才會來到香港（Failed London, try Hong Kong），其實剛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也是類似性質的「二線天堂」。 不過單純這樣 judge 福村芳一，也許不太公平。 說來，真正的大師伯恩斯坦和卡拉揚，也有一位共同的日本愛徒，就是不久前病逝的當代最偉大日本指揮家小澤徵爾。小澤徵爾就是真正的世界級，曾經指揮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也同樣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進入中國演奏的日本音樂人。不過他的定位放眼全球，沒有太強調中國，伯恩斯坦、卡拉揚的意識形態也很親日，令他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也曾到台灣演出。 這令人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從他的英文作品，將英國人最subtle的一面刻劃得淋漓盡致，沒有人會想到來自一位日本裔人士。 所以說，背景還是只能參考。回到音樂，印象中，家中有福村芳一1983年港樂版的《長征交響曲》。父母說不是很完美。這印象，也就長留心中。 ▶️ 鋼琴家黃家正：《KJ 音樂人生》紀錄片主角登陸台灣開音樂會・如何走出《給十九歲的我》式陰影，再上舞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5_gA7Q4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