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一生都在港大工作，由剛畢業教到退休，再教到退休後，除了有那些長期服務「老人牌」，也見證著無數學生成長。有一些學生走學術路線，回到系內任教，然後升職比他快，最終級別比他高，做了他的上司。 小時候，問過他會否覺得很尷尬。而這類現象，在各行各業，雖然都會出現，但在論資排輩、又講求尊師重道的教育界，還是最容易成為一個 issue。 例如我的中學校長也是舊生，同時也有其他老師是年資更深的舊生。為甚麼有人後來居上，前人又是否心服這類問題，就不時被學生私下討論。 如果不同級別涉及不同輩份、還有不同「路線」之爭，無論局中人如何德高望重，都可以非常 nasty。再舉一個例子：唐君毅教授是中文大學神台級的名字、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國學大師余英時教授是他的門生；余英時學成後，獲中大聘請為副校長兼新亞書院院長。唐君毅本來很高興，覺得深慶得人，怎料中大再委任余英時為「改制工作組主席」，負責推動令書院自治名存實亡、大學中央集權的「改制」，令唐君毅極其不滿，甚至去到動員學生貼余英時大字報的地步，二人最終也反目成仇。 特別是這些傳奇名字都屬於「新儒家」旗幟之下，卻發生這類狗血情節，到了各大師的回憶錄也依然顯得耿耿於懷，也就格外諷刺。 記得父親當時說的是，學生當上上司是很正常的，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在學生畢業之後，就已經終結，之後和任何人之間的關係沒有任何分別。小時候的兒童節目，經常有一類貌似兩難的陷阱式IQ題：父母要教導子女，那當子女有一些知識/ 資訊是父母不知道的時候，是否就代表子女可以教導父母？父親說的卻是，子女比父母優勝是應該的，否則如果父母比子女優勝，子女又比孫輩優勝，人類就永遠不會進步，只會倒退回石器時代。 所以我從小就知道，這方面的 status consciousness，我父親是非常淡薄的，基本上極其安於本份，競爭心態接近零。這多少對我也有一些影響，覺得只要到了某個階段，那些虛名、輩份其實可以不用理會，也最好不要理會。說來身旁不少朋友是非常 status conscious的，而且越是沒有明確 hierarchy 的界別，例如文化界，越是對這些潛規則著緊。 然而另一方面，父親對基本生活穩定的「status quo consciousness」，卻是非常著緊的。對他而言，頭銜、輩份的可以不理會，但必須要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的穩定性，這方面卻是從無妥協。他沒有像母親那樣明確對我讀 political science 天天表示擔心，但到了我讀博士、而又經常「不務正業」做其他東西的時候，還是忍不住發電郵給我，問我怎樣處理「bread and butter」的問題。在上一代人眼中，新生代的工作、賺錢方式，是不能理解的，到了今天依然是。 ▶️ 新任主持柴宇瀚，介紹《余英時回憶錄》。回憶錄出版短短數年，已重印超過20次，究竟有何吸引之處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dyQGl-F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