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奧運，不少朋友都對香港運動員得到世界級成績感到興奮、自豪，但也對他們在當今社會環境下不得不成為國民教育樣板，感到無奈。這兩種情緒，能否並存？這個答案，其實正好反映了2019年之後，香港人如何走下去的關鍵。在公海，自然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所以我的想法，也只是在這裏分享。 我們先抽空於對任何個人的喜惡，只談結構。 結構上，所有「留下來的人」，無論他/她們的主觀意願，都會同時有兩個客觀效果。 一方面，他們可以說是盡力留守自己的崗位，盡力在有限空間下做好本份，讓香港保持住一定元氣，與其他同路人互相支援。另一方面，他們在牆內必須遵守一切遊戲規則，自然會被政權利用去宣傳「一切如常」，與及「說好新香港故事」，來淡化極權政體的種種問題。 有時候，一些人真的希望達到前者目的，旁人眼中卻成為了政權幫凶。有時候，一些人本來只希望根據政權的角色扮演設定「搵兩餐」，卻也可能在崗位內假戲真做，成為了有相對公信力的民間領袖。 同一道理，結構上，所有離開了的人，無論他/她們的主觀意願，也會同時有兩個客觀效果。 一方面，他們可以說出牆內不能說的話，可以把真相向全世界披露，避免政權的謊言無人指正，也讓世界依然知道極權並不代表真正的民意。另一方面，他們離開牆內日久，對那些在牆內辛苦委屈求全、身不由己的工作再難理解，很容易在牆內同路人眼中，變成了刻意販賣恐懼，而成了政權摧毀士氣和意志的幫凶。 有時候，一些人一片丹心，在牆外希望承擔前者角色，卻得不到多少共鳴。有時候，一些人只是希望根據演算法謀生「搵兩餐」，但只要偶爾說中了一兩件事，就會被看成有風骨的清流。 如果我們一刀切，一定可以得出很荒謬的推論。 如果我們不接受任何廣義參與了「新香港」政權的人，那無數被逼宣誓的公務員、依然在暗中捐錢支持同路人的商人、每天都幾乎被執法部門騷擾的二樓書店員工，難度也應該被大力道德批判？但如果「身不由己」可以適用任何人，李家超、鄧炳強、湯家驊與陳百祥，何嘗不是港英培訓的土生土長香港人，又是否應該對他們也一併「體諒」？ 這些問題，如果討論人，特別是我們根本不認識的人，從來都是沒有單一答案的。但討論結構，就很清楚： 如果我們一刀切「體諒」所有人，結果就會失去一切價值觀和是非觀，變成政權培訓出來的犬儒主義者。 但如果我們一刀切批判所有和「新香港」有任何瓜葛的人，結果就會變成天天獵巫、捉鬼，然後失去主流朋友，自我邊緣化到失去絕大多數人的地步，同樣會變成政權培訓出來的犬儒主義者。 除非我們對某些人非常熟悉，否則其實沒有甚麼可以討論。只要明白我們身處上述結構，知道如何一方面避免非黑即白對待所有衣食住行的「鬥爭觀」，另一方面保存對自己信仰的信念，自然不會被任何事情過份牽動情緒。 否則天天隨風起舞，無論還是否認同自己是香港人，首先，就會將自己變成一具「非人」。 我們首先都是人。 ▶️ 《聖馬力諾之心》奧運夢想成真：香港人有何啟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dY8EKbS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