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奧運應否政治化」變成相當政治化的議題，評論焦點都集中在杯葛、施壓、反圍堵一類行為，卻忽略了奧運和民族主義掛鈎的本身，其實就不是必然產品。比賽那些「國旗」、「國歌」、「英雄」、「愛國」故事，就都是人為建構的概念。 今天被稱為現代奧運之父的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其實是法國民族主義者、多於今天我們定義的世界人本主義者。他復興奧運的導因之一，其實是法國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大敗，促使他相信加強體育教育是拯救法國的途徑。顧拜旦畢生推動的童軍，本來也為同一目標服務。否則，現代奧運完全可像古希臘那樣，以城市為單位，又或以贊助商為單位。 這裏的民族主義，源自一重建構。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主義雖已發揚光大，但民族國家的定義依然有一定彈性﹕除了世界盃容許四支英國隊伍參賽的特例，像澳洲早期參與奧運時是否算是「獨立主權國家」，其實也模糊不清。早期奧運會亦容許跨國運動員組隊參賽，所以在歷史獎牌榜有一些「0.5面金牌」的記載，例如英國運動員可與美國運動員組隊參加雙打。 直到二戰後，現實主義興起，主權國家的定義變得絕對化，競賽場上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具有排他性。這是另一重建構。 就算奧運到了今天，必須以民族國家(或被容許的行政實體)為單位，為甚麼運動員領獎時，又必須奏國歌？國歌是必須的嗎？ 話說「廣義中國」的「國歌」在1896年首次出現。當時大清帝國的李鴻章訪問歐洲，在各國代表唱國歌後才發現大清沒有國歌，唯有清唱一首喜愛的古詩代替﹕「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雲車駕六龍」。雖然不倫不類之至，他卻成了中國史上唯一能在國際場合「自選」國歌的人。 就在同一年，希臘舉行了第一屆現代奧運。要是每名運動員都有李中堂的權利，香港獲獎運動員自選演奏的會是甚麼，今天大家都心中有數，奧運就不難同時成為音樂交流場所。 然而，當儀式變得千篇一律，只能指向硬梆梆的民族主義，這又是一重建構。 民族主義主導奧運，對運動的影響，自然很大。 假如在同一國家內，運動甲有大量優秀運動員，運動乙只有一名優秀運動員，運動甲的專才自然被國家配額制支配。這安排貌似保障了體育弱國的利益，其實它也是一種「平權」，不少優秀運動員不過因為來自同一國，就得不到表演/進步機會。 為什麼運動員的質素不是入場券的第一標準？這再是一重建構。 這些民族主義的建構有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讓奧運變成民族國家的政治角力場。歷屆國際奧運會讓比賽變得愈來愈民族主義化，也有必然結果，就是令奧委會成了影子聯合國，得到政治影響力。在這為各國民族主義度身訂做的平台，就是有心人真的要談人權、自由、民主一類普世價值，自然會被受壓的一方視為虛偽。 假如民族主義者否認這平台是他們的平台，同樣宣傳奧運與政治脫鈎，這自然被另一方視為更虛偽。 *改編自沈旭暉《明報》文章 ▶️ 奧運對中國隊落敗有情緒反應，會否違反《港區國安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trA1mM-n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