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線性思維，當「新香港」的言論自由不再存在，文化創作、電影文學藝術諸如此類，也應該進入千遍一律的大黑暗時代。然而每次和一些資深電影人談及這個話題，他/她們都比外界想像中沉得住氣，撇除是否要在「新香港」 小心言論這一點，似乎他們也真心相信這樣高壓的環境，對文化創作而言，倒不一定是壞事，甚至可能催生更不朽的作品。 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題目，以下是我的思考。 在冷戰時代，一些共產主義的鐵幕國家確實出產了藝術水平非常高的文學作品和電影，而且諷刺的是到了冷戰結束、全面自由開放之後，這樣優秀的作品，反而少了很多。例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文學家索忍尼辛寫出直接批評蘇聯舉國體制的經典作品《古拉格群島》，就是在蘇聯境內完成的，雖然被官方禁止出版，卻在地下渠道廣為流傳，最終蘇聯也不敢拿他怎麼樣，只能送出境了事。 電影界最喜歡引述的例子是波蘭。波蘭在共產政權之下，奇蹟地為電影人保留了一線空間，例如電影大師奇斯洛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創作生涯就是在共產政權下到達頂峰，作品大都對極權統治持高度批判態度，主張人性自由。然而波蘭政府卻沒有將他列為異見人士，反而保護了他的創作自由，他的電影在政權崩潰前獲得公映，在西方則早就成了被高度尊重的藝術家。早前訪問現居英國的香港紀錄片導演張虹，就是以奇斯洛斯基的紀錄片為楷模。 現在進行式的最好例子，則是伊朗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伊朗電影的口碑一直很好，有些導演走自由派、異見人士路線，有些則明顯配合政權「說好新伊朗故事」，但不變的是伊朗導演對人性的捕捉，例如《小鞋子》，令不同意識形態的影評人都感到清新、共鳴。拍攝《憂鬱之島》的香港青年導演陳梓桓，就認為日後的出路是申請國際經費，競爭對手正是伊朗同行，而這是突破「新香港」官方資源操控的出路。 甚至是今日的中國大陸電影，雖然經常被官方電檢局弄得非驢非馬，政權也開宗明義要電影服務愛國主旋律、要「姓黨」，早就不是八十年代初年那段百花齊放的年代可比，但不少電影人認為大陸電影別出心裁、另闢蹊徑的曲線表達，也是一大「藝術」呈現。由於不能暢所欲言，觀眾反而會用心猜度電影的真正含義，有時候導演故意放了迂迴的訊息在內，有時候則是影評人穿鑿附會。但這樣一來，「思考性」就比簡單直白的純劇情片高了不少。例如《讓子彈飛》，很難不覺得入面充滿隱喻，也沒有多少觀眾不覺得電影存在藝術性，同時票房又很好，達到了導演「站在賺錢」的夫子自道。 冷戰鐵幕的重要文人、捷克國父哈維爾的名言「活在真實中」，大概總有人做到了。 綜合以上例子，不少電影人半阿Q、半認真地認為，在一個完全自由的環境創作，只會100%被市場、金主、大眾主導，空間其實也不是無邊無際，只是平日不會刻意發覺。但在一個不怎麼自由的高壓環境創作，雖然要服膺於政權製造的鳥籠，這個鳥籠卻又衍化了新遊戲規則，容許 / 強逼創作人用自己的方法說自己的故事。當直線言志不再可能，藝術的存在價值卻大大增加了，因為大家都要用心思考如何以「底線思維」安全地、或起碼婉轉地說出真心話。 這解釋了為甚麼極權倒台之後，同一個國家/地方的電影人反而很容易失去了創作活力：一來 mission 和使命感減弱了，二來有了更容易的創作方式，思考藝術元素就不再是必須了。 用這個角度理解「新香港」的文化事業，究竟有多少可比性？大家又是否認同這樣的觀察？ （待續） ▶️ 《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向伊朗導演學習：香港步入極權，反而是獨立電影的黃金時代（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_z55qqSt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