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香港昔日的家傭遺留「舊社會」的傳統禮儀，這又令我想起講述英國貴族家庭莊園變遷的英國電視劇集《Downton Abbey》，而英國大家庭的改變，其實和東方世界異曲同工：由一家人有一列排開的數十個男僕女僕、司機園丁廚子馬伕一干人等，變成一次大戰後的精簡架構，剩下的人都要身兼多職。 這樣的改變，屬於社會大事，影響絕對比誰當選誰下台更大；有時候，social history 遠比 political history 重要。 這樣的改變，無論在香港、還是在英國，基本上是經濟結構主導：昔日勞工薪金便宜，僱主會讓他們住在一起，包食宿，而這些勞工的謀生技能有限，並不容易找其他工作，社會流動很有限，雙方都構成了結構性依賴。但到了工人階級冒起，各式各樣的工作開始湧現，工資上漲，政府又對地主徵收重稅，一來一回，大家庭、莊園的工作就不再吸引；就算是要打工，也不希望住在裏面，變成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從而保住自己的私人空間。 這個變遷，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更是極速完成。當英國人大部份也迅速習慣了家家戶戶沒有傭人，連首相戴卓爾夫人也堅持親自下廚，「土地問題」嚴峻的香港，理應更快淘汰盡家傭。不過因為「外國勢力」的出現，卻又扭曲了本來的社會發展方向。 這個「外國勢力」，自然是菲律賓。 事實上，對香港近代史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一定少不了制定輸出外勞政策的菲律賓前總統馬可斯）。由於菲傭薪金相對很低，一般香港中產家庭都可以負擔，她們大舉登陸香港，一方面釋放了大量香港婦女勞動力，間接加速了香港經濟的進一步起飛，另一方面也讓香港人非常不習慣要家務自己DIY，令他們到了一旦要離開香港，就會比其他國家的人感到難以適應。 而且香港的居住環境非常狹小，本來華人家傭也普遍不希望住在僱主家，菲傭卻一定需要同居，從而製造了前所未見的新家庭倫理關係，這是直接改變了香港家庭生活的「國際線」。 有時候，不免也在想如果條件許可，某程度上恢復昔日的「莊園家庭制度」 ，也不是完全走在歷史對立面。不少今日的英國小家庭其實都有自己的 family products，例如釀酒、種植，那都是從昔日大莊園生產線衍生而來。這種 family business，往往都是 one man band 開始，有了一定規模，就開始發展，同時結合了家庭需要，人手逐漸膨脹，其實也是社會結連的一種方式。而他們捍衛的傳統價值觀，其實不一定與社會進步構成對立面，同時也可以是維繫社會的樞紐。 ▶️ 嶺南大學第一屆學生會會長曹家道：還原嶺南在香港復校的真歷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56zAPR3mE&feature=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