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和一位現居海外的香港資深傳媒界朋友聚舊，深有感觸。

他本身非常溫和，一直在做記者的工作，想不到《港區國安法》通過後，有紀錄部隊內的朋友私下通知他，說他在名單上「可拉可唔拉」之列，提醒他「睇路」。經過多次試探，包括短期出境旅遊，他終於安然到達海外，但「人質」依然在「新香港」牆內。相信類似故事還有不少，只是都不會被報導，也不可能在新聞的角度被 fact check。

不過，真正的感觸不是這些。

他說這幾年接觸到的傳理系學生，都在幾年之內就經歷理想幻滅。在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薪金從來不高（雖然在全世界而言其實已算頗高），除了中年以後轉型當公關，出路也很窄，要是沒有對新聞的理想，根本不能讀下去。《港區國安法》後，依然主動選修傳理的年輕人只有兩類：鐵了心用這門技能來加入政權的，和鐵了心用一己之力捍衛香港最後新聞自由的。對後者而言，雖然空間非常有限，但依然有零星的新聞佳作出現過。

但原來每次有一丁點成績出現之後，無論有份參與的是在學學生、剛畢業的年輕人、指導老師、還是傳媒高層，都一定會收到「有關部門」的親切問候。成年人算是見慣風浪，反而是年輕人受到的打壓最大。除了他/她們的個人資料被惡意公開，受到各種各樣恐嚇，連他們的父母也會被滋擾，例如在父母的工作單位，上司、同事會收到匿名信或電話短訊，說這位同事的兒女在「違反國家安全」、是「漢奸」。在「新香港」環境，很多機構都會息事寧人，遇到任何「爭議」，就直接解僱員工了事；就算未到這個地步，連累家人受到身心煎熬，也會令新晉記者心生愧疚。他們不住問：我只不過希望正正常常報導新聞而已，為甚麼居然會受到這樣的待遇？

白色恐怖無色無形，才是「新香港」最令人厭惡之處。

如果單是一條《港區國安法》，正正常常的執法，反而還算光明正大。但如果真是這麼崇高的動機，又有甚麼需要用旁門左道伎倆「配合執法」？但共產黨從第一天開始，正如練乙錚教授強調，就「參考」了幫會運作模式，和白道的「依法」相輔相成。這和我們習慣了西方文明世界法治模式的人，自然屬於兩種思維。

記得曾訪問過一位流亡青年，他說如果單是面對《港區國安法》，法律上寫的最高刑責是甚麼，都有了心理準備，但最終是法律以外的恐嚇家人、朋友的手段，令他不得不低調下來。換句話說，這樣的手段，偏偏是「work」的。

最後這位朋友慨嘆，現在那些政治系已經偃旗息鼓，傳理系就成了「最危險的學科」，入面的學生也是「最高危的同學」。聽到這類黑色笑話，實在不知道如何回應，唯有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