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經被稱為「小上海」。在1949年前真正的上海，也曾經有過議會，包括「上海市臨時參議會」（1932-1937）和「上海參議會」（1946-1949）。翻看講述舊上海議會的書籍，特別是閱讀那些議員名單時，總是不無感慨：一百年後，後人閱讀舊香港的議會議員名單，又有幾多名字可以名留青史？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名留青史。很多議員都明白自己只是歷史的過客，也不見得在養妻活兒、名成利就之外有甚麼追求。但舊香港的百花齊放，有心人的故事很動人，畢竟有保存於歷史的價值。然而，如果保留的過程出現 original source 的問題，就容易失去全貌。就像三、四十年代上海最響噹噹的名字，不一定就是今日我們能夠說出來的那些。

無論持有甚麼政治立場，香港人都會知道過去幾十年，香港民主派陣營的兩大元老，就是李柱銘和司徒華。但幾十年之後，又怎樣知道他們兩位的齊名地位，與及他們個字的故事？

相較下，司徒華的文物很好找。他自己長期在《明報》寫專欄，單是這些專欄的結集，就有十多本書，構成了一整套《司徒華全集》，由於華叔昔日年年在年宵市場寫揮春，擁有司徒華簽名的香港人更是極多。此外，他還有回憶錄《大江東去》，他一手創辦的三大山頭民主黨、支聯會、教協出版各種懷念他的文集，這些組織的內部刊物、通訊等等，都可以保證研究舊香港的人，既不可能繞過司徒華，亦不會有任何困難去找他的歷史蹤跡。加上他病逝時北京剛與民主黨破冰，不同陣營的人（除了本土派）紛紛出席他的喪禮，備極哀榮，在互聯網的紀錄被清除之後，後人也不容易理解當時圍繞著他出現過的種種爭議。

但李柱銘就不一樣。

作為香港排名數一數二的資深大律師，他的英文比中文更流利，留下來的文字大都是法庭上打官司的紀錄，或議會上的發言，從中固然可以領略他的思辯能力和詞鋒，但就不算是系統性的紀錄，甚至只能算是工具性的文字。雖然李柱銘也有少數英文評論文章，但至今沒有任何以李柱銘為作者出版的書籍，也沒有任何關於李柱銘的傳記，甚至要從他父親李煦寰將軍的紀念刊物當中，才可以發現李柱銘的家庭故事。究竟李柱銘怎樣理解民主、自由、法治、本土、中國？他甚麼時候開始成為香港「民主之父」？恐怕就算是此時此刻，就算李柱銘依然健在，要系統性地解答，也已經不容易；幾十年後，就更不用說。

那民主黨人當中，哪一位出版的書籍最多？和司徒華等量齊觀的就只有一位：鄺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