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拜訪了一些在海外依然每年籌辦六四晚會的朋友，與及他們堅持了多年的組織，想到很多。刪掉不便分享的部份，以下是我的所見所想。

不經不覺，八九六四距離今天已經36週年。一件事情可以持續紀念、悼念36年，無論是甚麼事、甚麼人，這樣的毅力都是驚人的。八九六四發生之時，海外華人的反應，就像香港境內一般強烈，很多那時候移民海外的港人，例如當年慷慨激昂地反共的梁燕城博士，都曾經忘我參與有關活動。但能夠堅持到今天的，自然不是大多數人。昔日的青年、壯年，經過36年的洗禮，雖然不會全部「梁燕城化」，但開始垂垂老矣，則是物理規律。

這些前輩依然毋忘初心，充份反映華人也是可以有信仰的。任何有信仰、而又願意身體力行的人，都很值得尊重。

然而理念歸理念，問題是，下一步，如何走下去？就像這一代海外移民不斷努力讓下一代知道「香港」，但又不得不面對他們可能連廣東話也不懂的事實，海外的支聯會們，又可以怎樣完成世代交替的歷史挑戰？又或其實覺得「一輩人，一輩事」，已經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任務？

《港區國安法》出現前，香港的支聯會已經是全球還在悼念六四的最有規模、最有群組基礎的組織。支聯會曾經面對的所有問題，海外的同類組織們，自然更不可能例外。雖然香港支聯會每年集會的口號，都一定包括「薪火相傳」，但到了《港區國安法》前幾年的六四晚會，已經面臨了薪火傳不下去的挑戰。關心政治、社會的新生代大多數是本土派，覺得六四是「鄰近地區」的事情，和自己無關，甚至情感上有所抵觸。不少傳統泛民認為這是數典忘祖，又加深了雙方的隔閡。這場辯論相信大家記憶猶新，不用再補充。

幸好這場香港支聯會的傳承危機，本來已經有全體香港人運用典型的港式智慧解決了。

一方面，香港本土派青年根據務實思維、拿來主義，逐漸接受了六四的外衣、禮儀，卻又努力重構、甚至掏空了悼念六四的內容，去訴說香港本土的故事。所以他們也會出席六四晚會，也會燃點燭光，只是口號、儀式等等，都是各有各做，但起碼不會本質上一下子否定。

另一方面，香港支聯會也終於培養了一些可以交捧、而又真的傳承了八九六四「愛國民主運動」精神的新生代，鄒幸彤就是最完美的代言人；有了新血出現，和其他路線的同齡人也比較好溝通。如果不是有《港區國安法》，有理由相信香港的支聯會、六四晚會會以這種「2.0」的方式，各取所需、互為表裏地長期存續下去。

香港人的智慧為何從來值得信服，這是無數例子之一。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理應可以承受最激烈的撕裂，而最終找到可以增加整體受眾、呼應時代革命的對應。現在被極權摧毀一切，乃非戰之罪。

但同樣的 solution，可以出現在「後國安法時代」的海外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