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薪火相傳」的挑戰，「大中華膠」和「本土派」的矛盾，在《港區國安法》之前的舊香港，其實已經創意地解決了。那在海外呢？

以台灣為例，大家可以參考我曾經訪問過華人民主書院校長曾建元教授的內容。他坦言台灣人對六四的興趣早已降至最低點，幾年前最低紀錄的六四晚會出席總人數，只有六個人：對，你沒有看錯，literally 六個人。近年六四晚會的出席人數回升了，但對組織者而言也不一定是佳音，因為那完全是因為在台港人之故：晚會的「大台」依然在叫「平反六四」口號、播放天安門母親訪問，諸如此類，但台下的人已經在以廣東話高呼「光復香港」。

無論是否喜歡這樣的發展，沙盤推演下去，台灣的六四活動要薪火相傳，無疑非常困難。

加拿大的狀況，則介乎兩者之間。

由於關心六四的上一代人依然有很多，他們也依然出席六四集會，這個社會網絡雖然嚴重老化，但依然穩定，而且掌握了海外港人社區的主流資源和人脈，就算甚麼都不改變，起碼在未來五至十年，還是可以運作下去的。另一方面，近年移民加拿大的港人有很多，他們雖然大多數傾向本土派，但有了香港的六四默契，大多也不會介意「順道」參與六四晚會，或申請當義工，並以這些組織為各自表述的平台。本來，兩者是應該可以無縫交合的。

但到了實質運作，目測，又是另一回事。

在香港，就算立場不同，畢竟大家都知道誰是誰。但到了海外，上一代的搞手普遍對新一代有更大的戒心，除了路線問題，也因為實在太難對新來者做 due diligence 和 vetting；就算有義工加入，也只能安排最外圍的 donkey 工作。在這樣的思維下，可以想像新生代本來覺得加入當六四義工，已經是一種偉大的妥協，結果卻又未能感受到信任，反而可能會不好受，很容易就會失望而回。加上不同世代的作風一定有差異，產生誤會是常見的事，小事化大，總是避免不了。

然而站在上一代的角度，他們其實也已經很努力地幫助新來者融入、找工作、照應。只是上一代的作風通常都會相對低調行事，受助者根本不知道面前那些老人家，其實也是自己的恩人。畢竟上一代都是義工，退休前都有正職在身，也不可能讓全世界都知道他們做了多少實事。

以上，就是海外六四議題目前的狀況，大概正處於最關鍵的轉型期。如果過了這一關，薪火相傳起碼多一代人就不是問題，否則只會步台灣的後塵。站在香港的的立場，自然希望可以各取所需地累積 collective momentum，但現實世界畢竟有太多制約，可惜的事無數。

只能隨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