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每逢六四週年紀念，就算是在2019年之前，也總會出現關於六四學運領袖的種種負面新聞報導。由於六四期間，這批學運領袖得到近乎是「半神」的全球關注，上了神壇的後遺症，自然是需要走下神壇。而在羊群心理學，群眾對造神和毀神的慾望是一體兩面的，甚至是後者為先的。基於理念的不同，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學運領袖的批判，也尤其尖銳。

其中一位最著名的學運領袖是王丹。

雖然當時的頭面學運領袖都被通緝，但排名前列的當中，王丹是坐牢最久的一位，斷斷續續在北京差不多坐了十年牢，才獲得釋放到美國。這還是當年江澤民時代的作風，換了是今天，要自由恐怕絕無可能。

我第一次遇見王丹本尊是在英國牛津大學，他是演講嘉賓，用普通話演講；當時負責翻譯的是我的同學陳美紅博士，後來在嶺南大學任教。那次演講他給大家的印象很好，謙卑而有幽默感，說的話有具體內容而不是口號，和當時風頭甚健的另一位海外民運領袖魏京生相比，令人覺得踏實。那次我拿了他的電郵，有簡單請教一些問題，心態是請教偶像那種。畢竟「釋放王丹」的口號，那些年沒有喊過也會聽過。

如果大家有印象，也許記得2019年後，我在頻道訪問過他關於六四週年幾次，還請過他和會員直接對話。作為哈佛大學博士的他，對中國國情的理解是很透切的，如果大家翻舊文、重溫當時他與會員分享的觀點，應該會同意我的話。他的很多書我都有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值得一讀，他填的詞《沒有菸抽的日子》也很有味道。

當然，關於王丹的私生活故事，我們多多少少都聽過不少。兩年前，網上一名男子指控王丹十年前對他性騷擾，在 #metoo 風潮下，另有一人以受害人姿態和應。當事人最後告上法庭，台灣法庭以「對非中華民國國籍人士在海外行為沒有管轄權」為由不予起訴，不過又引述王丹教 part-time 的大學調查後，認為他強吻當事人屬實。

自此王丹再也沒有在台灣任教。

如果有當事人真的被王丹強吻而感到不舒服，自然有權利做法律賦予的任何行為。但王丹的工作是另一回事。我一直對 #metoo 的 cancel culture 很反感，如果學校純粹因為這件法庭不受理的私人糾紛，在道德層面徹底否定一個人，而不敢再找王丹授課，似乎也是台灣學生的損失。

在學界，其實有很多教授都曾經違法，但這和他們的專業知識並沒有關係。除非王丹有在學校範圍內性騷擾別人的前科，需要保護學生，還說得過去。但就算是這樣，也不是絕對的。

舉例而言，如果殿堂級大師如霍金曾被投訴有言語性騷擾某人的前科，但他的學術水平無懈可擊、無可取代，難度就不准他再教學生，不准他再做研究，不讓他進入實驗室，白白讓他的理論失傳？就算要保護學生，也可以安排視像授課；要是擔心言語性騷擾，也可以安排即場監督。

但客觀上，台灣近年的左翼思潮和西方並駕齊驅，在青年圈子當中，王丹經此一役，名聲大損，那是事實，也無可避免的進一步影響了新一代對六四的觀感。

目睹這一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