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美國長春藤大學和超高薪酬的全球化跨國精英結成一個 unholy alliance，一張畢業證書的價值，也就同步開始變質，或曰和越來越走向金錢的單一化。以往不少美國本土精英報讀一流名校，只是為了報效國家、從政從軍，價值觀也好、利益考量也好，基本上都是以本國為主的。現在卻是為了報效「人類(權貴)命運共同體」，而大前提卻是不能對全球化的商業市場有太高批判性，只能把批判對象指向民主的本國，「一來一回」，很快就把學校的使命全盤扭曲。

既然有價有市，證書用來鍍金多於一切，這些學校的學費很快就越加越高，一般人如果沒有獎學金，根本不可能負擔。但認真想想，易地而處，如果一個窮學生考入了哈佛，難道會因為繳不起學費而放棄？自然不會甘心，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家長想到「我個仔哈佛畢業」這句光宗耀祖的台詞，怎麼也不會甘心放棄。相當部份的家長就算借錢賣樓，也會扭盡六壬供子女到長春藤大學。我就認識、聽過不少。

對債主、對父母而言，這已經是赤裸裸的投資：如果子女畢業後考不進投資銀行，如何還債？如果是一個台灣學生，畢業後領取的是台灣的最低工資，究竟要償還多少年？昔日很多人投資考科舉，需要當官後還債，但當官的薪酬非常微薄，就只有貪污一途。貪污是非法的，在跨國企業的某國市場賺錢是合法的，然而本質上，多多少少都有點異曲同工。

另一方面，既然多貴的學費也保證學位一掃而空，學校加學費、巧立名目增加學位，自然也無所顧忌。加上世界各國大學學位都出現量化寬鬆，政府補貼又越來越少，變相令名校的財政壓力也大增，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其實平行而論，長春藤大學已經算是比較克制，因為富豪舊生有很多，籌款也相對容易，學費並非最大財源。但到了好些英美二線大學，有關現象，已經可以用「恐怖」形容。

近來「走紅」社交媒體的哈佛大學碩士畢業生蔣雨融女士，可以作為一個典型案例分析。且不談她的演講內容，為甚麼她會出現在那個場合，已經可圈可點。

蔣女士在畢業禮的身份是一個畢業生代表：不是本科畢業生，而是碩士畢業生。長春藤大學的本科極具競爭性，但毋庸否認的是考入碩士的門檻則明顯較低（其實香港的大學也是）。碩士課程基本上是完全自負盈虧的，開多少有多少，又不用博士生那樣相對「客製化」、可以量產，很快就成了大學今天賺錢的主要渠道。

蔣女士報讀的是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公共行政碩士課程（MPA），為期兩年；對資深社會人士而言，也可以一年完成（以蔣女士的年資，先假定她是兩年）。好了，究竟所費多少？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