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在任何國家、任何朝代、任何社會，都有穩定社會的功能，美國名校扮演的角色，自然也不可能例外。名校畢業生的成份既然高度 selective，社會賢達的下一代又往往「贏在起跑線」，而反精英又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理，長春藤大學被不斷批評，理應是「自古以來」的事，不應該今天才出現。

但在全球化時代之前，美國大眾對精英大學基本上是非常尊重的，因為他們並不算「離地」，而且有相對合理的社會上向流動機制。

不少美國大家族變相「世襲」進入一流名校，這不假。但很少富二代、官二代不是讀書材料，這同時也是事實，所以名校畢業生很少被質疑靠關係入學、靠金錢畢業。這方面的把關，西方名校昔日非常嚴謹，和某國很不一樣。以我的同屆香港同學為例，不乏頂級香港豪門的下一代，但他/她們的成績實在好得驚人，沒有一個的平均GPA會低於A-。

由於指標客觀，普通人家出身、靠成績躋身名校、然後上向流動到上流社會的案例經常出現，基本上每屆畢業生當中，起碼有一半都是這類學生。昔日的名校並非以學費貴馳名，獎學金也有不少，上向流動機制令人覺得公平。這裏另一篇文章剛好談及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她是牛津大學畢業生，家境卻非常普通，全靠獎學金入學，就是社會上向流動的典型。

在前全球化時代，名校有帶領時代的責任和功能，因為各國基本上各自為政，甚麼是「進步」的指標相對單一，令名校生相對容易表現自己的批判性、前瞻性和風骨，而不會有今天般的爭議。

以左翼運動為例，美國名校生昔日的左傾也可以「去得很盡」，但不可能違背國家利益和民意，例如越戰期間的反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就是典型例子。就算那時候的保守派覺得學生激進，也只會覺得學生激進，不會懷疑他們是為了利益計算的「偽激進」。這和今日若干左翼學生在毫無風險的情況下高舉「政治正確」旗幟，卻對可能影響自己前途的不平事（例如《港區國安法》）不發一言，本質上是天壤之別。

英美名校從來以吸納全球最優秀學生為榮。但在前全球化時代，吸收國際學生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前提，就是這些學生需要真心擁抱學校所屬國家的核心價值。

以英國為例，自從帝國出現，就一直有帝國獎學金，讓各殖民地的尖子到英國讀書，培訓出來的畢業生不一定每一個都親英，但起碼不會根本否定英國核心價值。我父親就是拿英聯邦獎學金到英國留學的。冷戰期間，美國的留學生可以不認同某一任美國政府的政策，但絕對不可能擁護蘇聯共產主義。客觀效果，就是美國名校昔日吸納了世界各國的精英，用中國大陸的陰謀論話語，就是成功對各國精英「洗腦」，為我所用。這對美國的國力、軟實力，自然是巨大助力。

可惜以上一切，都在全球化時代出現後逐步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