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人不在地理香港，和牆內外香港朋友一樣，對「新香港」政治新聞已經絕緣，但從接收到的資訊，依然不難猜想那邊廂的官場對白。北京的指示是踏入6月「國安月」，「新香港」每一個部門、社會各界都要「自發」交功課，證明自己對「維護國家安全」的「貢獻」。這並不奇怪，也是中國大陸、乃至任何國家官場的常見官樣文章。

在中國大陸，如果地方政府受到這樣的「最高指示」，自然會「全力擁護」，向「領導」保證一定有功課交。然後，就會對下級下達同一批指令。公務員心領神會，會舉辦一連串「交數」活動，反正換一個佈景板，還是同一種動員方式，台上還是同一批人，大家早已習以為常，作為生活一部份。官僚程序也可以自動波處理，多快好省，然後機器啟動，「勝利完成最高任務」，太陽如常升起，it's just another day。

這是官場傳統智慧「瞞上不瞞下」。具體表達方式、背後的哲學，金庸先生的《鹿鼎記》有詳細心法介紹。

「新香港」卻不一樣。

接到指令之後，每一個部門的思考方向，都是以普通法的結構性概念動腦筋，看看還有甚麼「漏洞」可以堵塞，還有甚麼新法、新例、新行政措施可以推出，去「維護國家安全」。

結果，食環處要收緊條例，現在連出獄的政治犯也不能找到餐廳洗碗工作，否則餐廳牌照就可可以被吊銷；懲教處要收緊條例，對國安犯人建議不再容許「私飯」、可以禁止探監和見律師；民政事務處要收緊租場和資助條款，對認為可能「軟抵抗」的組織、藝術家永久 black list；負責媒體的要進一步洗太平地；負責組織的要恐嚇剩下來的團體解散；學界也要別出心裁具體定義「軟抵抗」。

這一切，到了《1984》也記載不了的荒唐地步。

整個氣氛，就是「大家都要交功課」，要互相比較業績、去繼續爭取部門資源，以免被比下去。當一個部門決定以結構性方式回應，其他就不敢不跟隨。這樣的趨勢，其實局中人也知道早就走火入魔；單是和中國大陸官員交流一下，對方不在背後嘲笑才怪。問題是沒有人可以 take a break，明明可以「hea交」的功課，就是因為要證明「香港國安威脅依然非常嚴峻」這個不能改變的大前提，而要繼續無中生有。

在 bureaucratic politics 的學術研究，這回是一個很好的田野調研案例。

那些有政策決定權的司長、局長、署長，不少昔日都認識，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教育程度高，做事有板有眼、有規有矩。如果任何一位對「領導」說，我們部門的國安風險已經受控，我們會舉辦活動讓大家表達感謝，現在更重要的是做實事，其實一樣可以交功課。真的就會被燉冬菇？就算可能有某些人感到不快，這樣的「風險」，算是甚麼風險？這些人，昔日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提意見，或對不合理的上級要求「軟抵抗」，現在卻全部變成行屍走肉，甚至採取「高級黑」策略，主動把一切去到極致，以免授人話柄。

這反映了一個重要事實：中共模式的舉國體制對個人施加的高壓；西方訓練的邏輯思維和「rule-based」工作倫理；香港昔日沒有民主但有自由的自由主義傳統；三者加在一起，原來會得出比中國大陸「去得更盡」的效果。恐怕這一個「finding」，已經被用來分析中共一旦「武統」台灣之後能否「有效管治」的參考。不知道台灣朋友是否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