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式開始上鋼琴課，是在小學時代，鋼琴老師是父親的港大同事張教授介紹的。張教授夫人翁博士是音樂博士，在教育學院任教多年，本身也是鋼琴老師，在我們婚禮的教堂內彈風琴的就是她；由於我曾在教育學院任教，所以後來也勉強可以算是做過同事。

張教授夫婦是中華基督教公理堂教友，而且是居於領導職位的教友。他們是我家多年的 family friend，兒子是劍橋大學博士，比我小幾年，我們曾經在一個牛劍學生到中國大陸做義工的 programme 混熟。母親後來在公理堂受洗，就是因為他們之故。

公理堂是一間比較傳統的教會，教友大多是知識份子，例如在政界很吃得開的行政局議員譚王䓪鳴一家，又如香港保育權威龍炳頤教授。王䓪鳴的妹妹是英華女校的副校長，母親退休後在英華當義務圖書館管理員，就是因為這份淵源。

公理堂有一位教友是音樂老師，同時私人教琴，重點是剛好住在我家的對面，天時地利，於是張教授就介紹給父母。父母覺得一拍即合，如此方便，沒有不找這位老師的理由。說是「對面」，那是literally的我家對面，跑馬地的同一條街道，門牌號碼只差幾個數字，下樓到老師家中只需一分鐘，實在是刻意找也找不到的巧合。不少學生上課都是長途跋涉，她也絕不會上門授課，而所有學生當中，自然是我最方便。

這位鋼琴老師姓黃，我稱呼她「黃先生」。

黃老師是真光女子中學的音樂老師，中大音樂系畢業，除了教音樂、教鋼琴，也是教會的司琴和女高音。她的閨蜜曾老師則是英華男校的音樂老師，似乎她們有一個從事音樂教育的圈子，外間無跡無痕，內裏卻有自己的一套秩序，屬於典型的舊香港informal network。

她有很多學生，基本上從學校下課開始，就在家教學生到晚飯時間。香港的老師在全球而言薪金很高，私人教琴的收入也不俗，足以讓她1997年前毫無經濟壓力地移民溫哥華。

在我的童年，會定期每週一次見同一個人很多年的對象，除了父母和傭人，就是她。這也令這位鋼琴老師在我生命中不只是過客，而是頗為重要的一位長輩。她後來移民加拿大溫哥華，也一直保持聯絡，上次和她見面不過是幾個月前，世界從來都是很小。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