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贊尼研究，正是因為不少地方政府希望實施與中央不同的對外經濟政策，對外國人能否有地方居留權、應否享有投資優惠等議題有了實則利益考量，連帶對國際政治議題也關心起來，例如「脫北者」的待遇，或第三國人權等。這趨勢，教人想起幕末時代湧現的地方外交活動，幾乎一發不可收拾。

加上日本雖然與美國結盟，民間卻存在一定反美傾向，不少地方政府利用這情緒，自行「反映民意」，例如昔日富士山市市長曾拒絕讓美軍坦克過境支援越戰，儘管那是日本國策；又如年前不少城市動員群眾，反對日本為了美國支援伊拉克戰爭。

另一些城市則去拓展中央難以處理的對外關係，與蘇聯、北韓等發展友誼，例如據俄羅斯學者茲博格（Yakov Zinberg）對「庫頁島次國家外交」的研究發現，北海道和庫頁島在日蘇、日俄關係欠佳時，也是交往頻繁。日本中央政府對此不但不反感，反而加以鼓勵，另有一個「財團法人自治體國際化協會」（CLAIR），儼然日本地方外交的國際秘書處。

以上趨勢原來與中日關係不應有太大關連，頂多是一些地方希望多引入中國投資、一些要與華保持距離而已。但自從中國「和平崛起」，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受到不少無形制約，就是多麼右翼的人去到中樞位置，也不可能直接挑戰北京，因為破壞中日關係並不符合日本利益。

不過日本民間的反華情緒從來存在，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角色益發感到不安，就只能在地方層面發洩，這恰恰配合了地方自治近年要擴權的趨勢。

結果，日本地方自治逐漸成了右翼運動的溫床，中國尤為首當其衝，反中成了最方便用來拿選票的稻草人。諷刺地，這與當年二戰後美國讓日本推行地方自治來監察右翼的原意，卻又剛好背道而馳。

以往學者對日本地方外交一框架頗為輕視，或視之為美國佔領者強加於人的天方夜譚。但經過近年一系列事情的發展，特別是這波釣魚台爭議，個別華人評論員已覺得不對勁，例如《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月前撰文，要中國警惕日本地方勢力「搞局」；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武心波院長也警告，日本地方政府「作為次國家行為體…頻繁而大膽地參與國家外交」，「說明國家主義力量加速向強勢地方政府集結」。

中日關係放在如此框架，前景並不令人樂觀。

*改編自沈旭暉《明報》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