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之後，經歷了四任港督：麥理浩，尤德，衛奕信，彭定康。彭定康當港督時，和我的中學年代完全交集，當年也有機會和他見面，到了現在居然還偶有機會可以拜見，屬於現在進行式，應該另案再談。至於麥理浩離開香港的時候我只有三歲，自然甚麼記憶都沒有。

中間那兩位，就有不少兒時印象。

對尤德最深的回憶，自然是他猝死那一天。

小時候的概念，「港督」就是英女王以外「最大」的那個人，覺得其他人都是irrelevant，以為他的死是一件國際大事。那是我第一次全程關注一個喪禮，第一次聽見「歌連臣角火葬場」這個名字。其他回憶，就是模模糊糊聽父母談及他在中英談判的角色，應該比較diplomatic，但甚麼「三腳凳」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幾歲的回憶就是這位港督很偉大，為香港鞠躬盡瘁。

關於尤德之死，後來聽已故歷史學家陳明俅前輩說過一個地獄梗，用今天的左翼政治正確觀點，自然是「物化女性」，但相信類似冷笑話在當年圈內廣為流傳：

「你知不知道尤德是怎樣死的？知不知道為甚麼鄧蓮如在尤德喪禮上哭得那麼傷心？就是因為在北京中英談判期間，有一晚，鄧蓮如有急事找尤德，卻忘了自己沒有化妝，尤德一開房門，就活活嚇死了。」

尤德死後，有幾個月都是布政司鍾逸傑爵士處理港督，因為事出突然，需要時間物色人選。在鍾逸傑爵士的晚年，他支持的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我曾獲邀和幾位朋友一起拜訪他的家「分享對香港形勢的觀察」，當時他對香港憂心忡忡，那是後話要再談的故事。不過幾歲的時候，我自然不知道那麼多，就是和家人一起等待公佈人選。

後來中選的衛弈信和麥理浩、尤德一樣也是外交官，本來的官方譯名是「魏德巍」，因為港人覺得廣東話不吉利（「危危乎」）而被改名，其實他本來的名字具有高深漢學修為才能改，相信他心底裏是更喜歡舊名的。

記得當年對衛奕信的印象，就是一個好好先生，但能力不高，對北京有點言聽計從，就算是經過六四事件也一樣。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出玫瑰園計劃時，我不斷問「那有甚麼用」，因為港人當時需要的是逃生門，玫瑰園邏輯上卻是加強了香港人離開的抵押品。

有時候，小孩子的直覺還是很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