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成長的年代，上海已經被看成一個普通中國城市。但在1949年前，上海的國際性遠超當時的香港，繁華程度更是遠東首屈一指，「Shanghai」是一個中外爭相靠攏的品牌。

1949年後，大量上海資本家、文化人、各界精英逃難到香港，那時候，北角被稱為「小上海」，很多食肆、出版、日用品，都以「上海」甚麼的為招徠。就算到了今天，依然有「上海商業銀行」，就是源自民國的上海年代：是的，當時是最國際化的存在，但在新一代眼中，只會立刻誤會為「中資」。

1997年前後，很多中國大陸的企業、乃至茶餐廳，都標榜「香港」，就像今天在加拿大、英國，忽然湧現了很多其實不是香港人經營的「港式」餐飲，因為「Hong Kong」畢竟依然有國際化的剩餘價值。但根據目前趨勢，也許不久「香港」就會像「上海」那樣，被視為一個普通中國城市，那「香港」的品牌在海外，還可以盛行多久？

當香港主權移交已成定局，逐漸變得不再「矜貴」，很多本來用「香港」命名的中國大陸品牌，又改成「台灣」。理據還是一樣的，可以寄託某種想像空間，既要和自己不同，但又要感到接近，就算是純粹意淫也好。直到習近平上台，走絕對民族主義路線，任何標榜香港、台灣的，都會變成「港獨」、「台獨」，掛羊頭賣狗肉的品牌效應，在國內反而開始收斂。

想到這些輪迴，不由得對上海人重新產生敬意。他們經歷了比香港更徹底的改造、摧殘、騰籠換鳥，但到了今天，依然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上海 identity和社會網絡，到了海外依然頗為團結。而且「海派」做生意的手法經歷了百年考驗，也可能比「港派」生意人更sustainable。

昔日耶魯大學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有一個王牌課程「上海幾百年史」，以小見大，那是思想的瑰寶。不知道多少朋友知道中文大學有一個和上海合辦的「滬港研究中心」，屬於亞太研究所？我曾經是亞太研究所員工，也曾略有參與。撇除政治正確元素不談，其實滬港雙城有太多值得研究比較之處，倪匡的《追龍》本來只是慨嘆上海淪陷、而應用在香港卻更警世。當然，官方的研究只能避重就輕、只談商機和發展，其他層面的，就只能由我們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