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小學的中文老師，她和我感情很好，畢業後一直有聯繫，而且聯繫得比較緊密。

記得中文課有週記功課，那時候的我有甚麼不快樂的事，不會告訴父母，卻是通過週記，和她訴說。大概一生中，沒有幾個人我曾經這樣完全坦白過。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我的成績好，令她注意。但其實她也很喜歡一些成績不太好而頑皮的學生，例如說過的黃秋生。除了緣分，我相信她看到我某種 potential，也覺得我那時不太懂得和人相處，需要傾訴，於是經常和我說一些人生道理。

這樣的老師，相信在「新香港」已經絕無僅有：當然不是沒有盡心盡力的教育工作者，但在這樣的全民監控氣氛中，又可以做甚麼呢。

大學畢業前，我每年都有寄聖誕卡給她；工作後自己沒有了這個習慣，但也時常想起她。上一次到她家中拜訪是大概八年前，依然老當益壯。

在我們最後幾次的郵件通訊，當時我已經出來工作，她看了我的一些報導，擔心我捲入政治，寫了長長的信勸我。我回信向她保證一定不會從政，而且是再三再四的保證。然後，她影印了我的文字、像批改小學習作那樣批改，在這句「一定不會從政」旁邊打了圈，說「好！」

她住在公務員宿舍，後來才得知，她的丈夫和我另外認識的一些長輩是故交，年前高齡去世，享壽一百。當時我有簡單傳短訊給她致哀，她依然可以簡單回應，雖然也已經九十歲了。

說來，她是其中一位我很希望離開香港前探望的長輩，最終未能如願。人生，總有遺憾。不久前，嘗試給她短訊已經沒有回覆，聽說，已經不怎麼認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