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小學考試，自然不是要林鄭式炫耀，也不是要偽善地說甚麼考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從中知道了自己的性格，雖則這也是很多年後才越來越清晰的。

Takeaway 是：原來我要有動力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因為有任何目標很想達到。我的性格很 passive，物慾需求無論是 tangible 的、還是 intangible的，也都不大，並不喜歡任何形式的競爭和比較。這麼多年來，沒有多少人看過我的CV相信我是這類人，總是覺得很奇怪：為甚麼一般人不會做到的，我可以做到；但做到那些的人幾乎一定會做下去的東西，我都不會做。

但事實上，我真的是這種人。

例如在各種各樣的頒獎禮，正常人反應是開心、興奮。而我的反應首先是緊張（很怕上台），然後習慣了之後（實在領獎太多），就變成厭倦，總是想快點可以走下台，儘快完成被人注視的煎熬。

所以長大後，我知道自己不能說服自己「為了搵多啲錢」而勤力工作。也不能說服自己「為了出人頭地」而做不喜歡做的事情。不是清高，而是我的天性是這樣。如果可以，只想別人不要理會自己，而自己又能生存，就是。

可惜，我同時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在參與考試遊戲的同一時候，我發現，自己充滿危機感，大概這就是從小學考試開始養成的。因為我比林鄭月娥更名副其實「年年考第一」，於是每一年都會擔心：如果考第二怎麼辦？豈不是全世界都知道你在退步？這種憂慮是一個 metaphor，不只是成績。總之，就是習慣了對任何形式的潛在危機都高度敏感、高度重視。而且，為了 pre-empt 一個可能出現、但更可能不出現的危機，就會被 mobilized 做很多事（自我要求是要三重保險），去嘗試心安。

就像為了進入皇仁，除了在本校成績要最好，我也考了皇仁自己辦的入學試，以備不時之需（那個試我記得寫錯了一個字：請君入甕的「甕」字）。同時，又預備了長長的 reference letter 講述三代淵源，並已經部署了萬一需要叩門的途徑 – 通過當時皇仁的副校長，也就是我叔父的皇仁同屆同學，與及父親的橋牌牌友。

自此，任何事情都要起碼三個保障（Plan B, Plan C, Plan D），成了我對自己的基本要求。我畢業後，逼自己同時做三份工作、有起碼三份收入，正是出於同類危機感。而事實證明，it works，否則現在離開香港，就不可能維持比較好的生活條件了。但代價，就不足為外人道了。

總之，這些年來，外間看見我做到的事，其實全部都是 driven by (self-constructed) crises，而不是因為渴望得到甚麼，而積極爭取。諷刺的是，有一些其實我比較想達到的目標，因為沒有危機感，往往就不會成功，就會隨緣了。

我也想過，如果小學的考試壓力不是這麼大，我不是成績這麼好，會否思考方式簡單些，人生會快樂些？我想，100%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