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任輝，原名James Flint，1720年出生於英國，曾在廣州學習中文，因而能夠與清人以流利中文溝通，後來在廣州擔任翻譯，可說是當年的有數「中國通」。如上所說，洪任輝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指示下，前往寧波嘗試叩關，但他卻在東印度公司不知情的情況下，私自在船上盛載大量軍火，令清國上下大感不安，乾隆皇帝下令嚴禁放行。

洪任輝收到通知後，表面承諾不再前進，實際上是轉往寧波，途中卻被清兵截停，禁止他的船隻駛進寧波港，期間可謂暢通無阻。洪任輝聲稱在廣州、澳門等地有「冤情」，於是寫了狀紙，以此為由上奏乾隆皇帝。乾隆皇帝閱讀狀紙後，重申不許外國商船到寧波貿易，而洪任輝擅闖天津，已觸犯大清法律，他後來在澳門被囚三年，史稱「洪任輝事件」。

因為這件當時貌似不太重要的小事，香港的命運卻隨之而改變。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正式放棄「四口通商」政策，改為實行「一口通商」，規定從此與所有外國商人的貿易，都只能通過最南端的廣東，這成為了清國大體上閉關鎖國的新起點。香港、澳門作為廣州的「陪港」，也意外成為最大贏家。

然則洪任輝事件是否大清帝國「一口通商」的導火線？雖然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但不難想像其中關係，然而若以為這樣的大政策只有一個導火線，也是見樹不見林。當時乾隆的世界觀依然以「天朝上國」自居，雖然知道西方國家日漸發達，但因為對方經常要求通商，反而認為大清帝國具有更大討價還價的籌碼，這誠然也是「一口通商」的背景之一。

「一口通商」的政策，引發東西方兩個世界的極大衝突，也是無可避免。自從工業革命，西方國家不少經濟收入依靠全球貿易而來，可以說是早期的全球化，在清國被限制「一口通商」，就會大大打擊經濟收入。以英國為例，一向對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等需求甚高，清國「一口通商」除了對英國貿易構成交通不便，還帶來成本增高等後果。眾所周知，英國人將買回來的茶葉在歐洲轉售牟利，當英國商人利潤減少，矛頭就會指向清國「一口通商」，引發貿易衝突。其他西方國家雖然和英國處於競爭關係，但也樂於讓英國出頭，與大清帝國打交道。

最象徵性的衝突發生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以馬甘尼（George McCartney）為特使，以祝賀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為由出使清國，嘗試從外交途徑，打破「一口通商」局面。馬甘尼歷史上比洪任輝知名得多，國內地位也高得多，他次年抵達中國，雖然禮儀不合，但也成功與乾隆會面，最後自然徒勞無功。而且英國此行花費龐大，動用了接近八萬英鎊，歷時接近半年，卻得不到開放港口的任何正面回應，令整個外交行動以失敗告終，逐漸令英國相信需要使用軍事方式解決問題，成為鴉片戰爭的一大遠因。

這段歷史不少人耳熟能詳，但新近獨立的美國在背後的角色，則鮮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