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屬香港開埠於1841年，但香港歷史自然早在之前已開始，作為一個典型港口，接觸國際社會的機會，就算未被英國殖民之前，在東亞一帶自古以來已是無出其右。鑑於大清帝國在第一次中英戰爭（鴉片戰爭）前採取「一口通商」政策，全球商人只能在廣州與大清進行貿易，廣州轄下的新安縣，正是香港的主要組成部份。

而1776年宣佈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雖然當時遠未成為主要強國，但這個承繼了前宗主國英國重商傳統的新興國家，也早就派出不少美商進入廣州，同時也是與香港互動的先驅。當時廣州十三行成為清人代表，各國的東印度公司則成為洋人代表，美國商人前往中國貿易時，也得依附於這個體系之內，但也有其他輔助工具，例如利用葡萄牙租借的澳門（當時尚未正式割讓）。

直至鴉片戰爭結束，大清開放五口通商，割讓香港島，使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對外貿易門戶大開，不少人都認為英國是最大贏家，其實美國的角色那時候已不能忽視；而此前面對大清的「一口通商」政策，英國和美國商人的處事方式，就已經有天淵之別，並因此鋪墊了往後二百年對香港截然不同的政策。

所以，要理解後來錯綜複雜的美港關係，還得溯本追源，從前傳開始談起。

香港怎樣接觸包括美洲商人在內的世界各國商人，必須觸及香港歷史上最慘烈的一宗人禍，那就是滿清立國初年頒佈的遷界令。1661年（順治十八年），清廷為抗衡鄭成功台灣政權對大陸沿海的攻勢，認為早年頒佈的「禁海令」尚嫌不足，下令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全體內遷三十里，並要求居民焚毀一切居所，「片板不許下海」，香港一切民居幾乎毀於一旦。

到了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大清帝國從鄭成功政權手中征服台灣，終於解放海禁，貿易大門重開，香港居民得以返鄉，這是香港人口結構的一次大變，願意重建香港的，多少對其海洋身份更覺嚮往。清廷也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南設立「四口通商」，沿岸貿易日漸繁盛，香港的復甦也受惠其中，當時就開始了和國際商人的頻繁接觸。

「四口通商」制度行之有效數十年，直至康熙的孫子乾隆皇帝下令浙江海關提高關稅稅率一倍，令清朝對外貿易的局面出現巨大變化，英國商人獲利大幅減少，惹來壟斷有關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滿，指示第一代「中國通」洪任輝前往寧波向清廷交涉，密令如不獲放行，就直接前往天津，求見乾隆皇帝。[1]

後來美國商人面對的遠東結構，也是從這位洪任輝之行而起。

[1]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8年，頁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