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557年，澳門就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理論上先是從大明帝國的租借地身份開始），於是葡萄牙以此為據點，大力通過澳門，發展在遠東地區的國際貿易網絡。自16世紀以後，大清帝國實行「一口通商」，間接推動了澳門轉口貿易的發展，與香港日後的角色非常接近，使澳門一度成為聯絡歐、亞兩地的中心點。

而美國在1776年獨立以後，一度受到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國的封鎖，甚至失去英屬西印度群島的貿易，以致經濟收入銳減。[1] 在這樣的情況下，新生的美國開始思考怎樣拓展亞洲貿易的航線，亞洲各地逐漸認識這個新興國家，主要通過兩大途徑，一是貿易，二是傳教。而美國選擇的第一站，正是澳門。香港開埠前，不少後來美國在香港的角色，都是由澳門承辦的。

貿易從來是跨國交流的上上之選，可以互惠互利。1784年2月22日，下一段會介紹的「中國皇后號」商船在美國啟航，抵達大清帝國之前，先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等地，終於到達第一個目的地：葡屬澳門的氹仔。「中國皇后號」和澳門政府互相鳴炮致意，以示彼此歡迎。「中國皇后號」取得大清帝國頒發的通行證後，就離開澳門，前往中國大陸通商。[2]

再說傳教，並非早期對華發展的歐洲列強專利，同時也是美國一條打開亞洲大門的捷徑。早在1807年，英國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抵達大清帝國，後來在澳門傳教長達20多年，在馬來亞馬六甲創立的英華書院後來搬到香港，也間接成了香港開埠前歷史的關鍵人物。馬禮遜除了以翻譯《聖經》著稱，他第一個按立的華人牧師梁發著有《勸世良言》，成了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國的神學基礎，可見這批早期教士影響之大。在馬禮遜的成功感召下，美國傳敎士也依樣葫蘆，例如在1830年代開始，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前往澳門傳教，並於1832年開辦澳門診所，[3]通過懸壺濟世，減少疾病傳播，也可以達到教化的目的。

不久之後，另一位美國傳敎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於1833年前往澳門，創辦印刷所，協助裨治文傳教。1839年5月，大清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廣州查禁鴉片，裨治文原在廣州發行的《中國叢報》 亦遷到澳門出版，這是美國傳敎士在澳門出版雜誌之始，直至1844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又再遷往香港出版。[4] 換句話說，香港開埠就急速發展，其實部份是承繼了澳門建立多年的國際網絡和文化底蘊，並非橫空出世的。

這些軌跡反映美國人在澳門的工作，最初是傳教、醫療、出版和貿易並重，以求打開一扇互相交流的窗口，藉此爭取亞洲人的支持。後來香港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管治下，推動的自由港政策比澳葡當局更利營商，美國在澳門的工作，就幾乎都轉到香港來了。

[1]郝雨凡《19世紀中葉美國在澳門的活動：在中美關系及東亞地緣政治背景下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1－2。

[2]郝雨凡《19世紀中葉美國在澳門的活動：在中美關系及東亞地緣政治背景下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1－2。

[3]黃啟臣〈清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中美貿易－以澳門為中轉港〉，《文化雜誌》，2015年秋季刊，52－55。

[4]林芸〈早期美國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1830-1844年〉，《澳門研究》（第7期），1998年3月，頁10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