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的「責任指向」分析顯示,不同國際媒體系統在政治主體可見度上的處理方式,也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不僅影響了責任如何被歸因,也影響公眾是否、以及何時將事件理解為一項涉及具體政治決策者的爭議。
美國右傾媒體在事件初期,即高度集中於政治領導者,也就是特朗普的角色。2026年1月3日,它們的相關報道中,有 85.7% 明確提及美國政府或特朗普作為行動責任主體;其後於 1月4-5日,仍分別維持在 80.0% 與 77.8% 的高比例,顯示它們的責任歸因策略高度穩定、且前置。這種前置且穩定的責任指向,使事件在早期,即被視為對特定政治領導層的評價,而非一項抽象或制度性的國際行動。
例子﹕Trump announces capture of Venezuela's Maduro, wife
相較下,美國左傾媒體在 1月3日的責任指向比例僅為 31.3%,顯著低於美國右傾媒體;然而,這比例於 1月4日迅速上升至 75.0%,並於 1月5日維持在 69.6%。結果顯示,美國左傾媒體並非不進行責任歸因,而是傾向於在事件論述累積後,才將政治主體置於敘事核心。換言之,責任指向往往出現在事件背景、政策後果與社會反應已被充分鋪陳之後,作為深化批評特朗普的重要一步。
歐洲媒體亦呈現類似趨勢,其責任指向比例由事件初期的 44.4%,上升至1月5日的 73.5%,顯示它們的責任聚焦,也具有明顯的後置特徵。這顯示歐洲媒體傾向先將事件建構為一項涉及國際規範與合法性的爭議,然後再逐步將政治責任明確指向具體決策者和特朗普本人。
中國官方媒體在責任指向上的表現,則相對不穩定、且整體比例偏低。它們的責任指向比例於1月 3日為 57.1%,但於1月4 日下降至 19.4%,並於 1月5日回升至 36.4%。整體而言,中國官方媒體較少持續性地將責任歸因於具體政治人物。即使在部分報道中提及美國政府或特朗普,這類責任指向亦未被穩定維持,顯示中國官媒並未將個人化的責任,作為組織事件敘事的核心手段。
例子﹕川普披露馬杜羅被抓細節稱美國將「管理」委內瑞拉
https://www.news.cn/20260104/fb11ea9f18ac4465ba80e29fbc0e2eca/c.html
上述結果顯示,不同媒體系統的差異,並非在於是否引入政治責任,而是在於引入責任的時點與穩定性。例如中國官方媒體呈現出明顯的責任去個人化傾向,避免將事件持續視為對特定政治人物的評價。從政策與公共理解的角度而言,這種差異意味著,在部分媒體環境中,事件較容易被理解為一連串政治決策所引發的公共爭議;而在另一些媒體環境中,事件則較可能被呈現為缺乏明確責任主體的外部情勢發展。
如圖三顯示,不同媒體系統在責任指向上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責任引入的時點與持續性,而不是責任是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