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大清帝國的廣州公行成立，成為東西方商人貿易的中介渠道，加上當時實行「一口通商」政策，令廣州公行的中外商人具有不可取代性，一時間在中國大陸如魚得水，財源滾滾，後來漸漸形成寡頭壟斷，控制了整個大清帝國對外貿易市場。這種壟斷，直至廣州公行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短暫解散、再於1782年恢復、直到1842年正式廢除之前，都沒有結束。這是因為廣州公行恢復歸恢復、解散還解散，公行壟斷貿易的觀念已經漸漸形成。

在廣州公行管理下，廣州十三行的體制同步興起，它們就是廣東省最著名的十三間對外貿易商行，香港開埠前的對外貿易，自然也是他們全盤代理。由於十三間商行獲得大清朝廷授權，被視為對外貿易的官方代理，獲取了暴利，更開始了世襲利益。在廣州公行行走的十三行華商大多有大清帝國官場上的九品官階，所以在姓氏後會加上「官」字。這批「官」不少和香港深有淵源，最著名的例子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起，當時富可敵國、可能是全球最富有人士之一的怡和行老闆伍秉鑒擔任公行總商，商名就稱為「伍浩官」。[1] 不過這種壟斷貿易的做法陸續產生了不少嚴重問題，例如賣官鬻爵、貪污、賄賂、私相授受等，都屬屢見不鮮。

為甚麼十三行在廣州具有壟斷性，除了政策，還有對策。曾有指這些商行向大清朝廷捐資，金額約為20萬兩（或當時的55000英鎊），換取壟斷清國的對外海上貿易多時，直至鴉片戰爭爆發前後才被逼終止。在這大約七十年間，廣州商行管理下的廣州十三行被視為大清帝國與歐洲、美洲經商的最重要機制，而與之經商的外國商館，相應地也有大約十三個，由英國、美國、法國、荷蘭等國商人組成，清廷當時一概稱之為「夷館」。[2]

當時英國對清貿易在歐美國家當中獨佔鰲頭，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成為大英帝國國力拓展的最大助力之一，令英商成為廣州外商「夷館」當仁不讓的領袖。加上廣州十三行也會排斥行外人士，去加強壟斷本錢，再和外商構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可見西方有西方的壟斷，大清有大清的壟斷，雙方卻是互為表裏，是為「一口通商」、廣州十三行制度的主要特色。

在十三行—夷行領袖當中，也包括了美國商人。例如美國商人德雷諾（Warren Delano, Jr.）同時還擔任了美國駐廣州代理領事，主要負責與大清帝國官員磋商，在廣州商界和政界都有一定地位。後來，旗昌洋行（Russell & Co.）在德雷諾帶領下前往香港發展，除了經營鴉片生意外，還兼營航運、保險等業務，下啟香港商業發展一條新路，下文會詳細介紹。[3] 這位德雷諾後來越來越有名，打進美國社會最上層，聯繫政、商各界，累積了豐富跨太平洋國際人脈，逐漸攀登成為世家大族。他的後人有不少知名人士，二戰期間的美國總統小羅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就是德雷諾的外孫，所以羅斯福家族和香港也有一定淵源。在下一章，我們會講述德雷諾、羅斯福家族與香港貿易的關係。

[1]法蘭克．韋爾滸著，王皖強、黃亞紅譯《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香港：商務，2016年，頁29。

[2]徐中約著，計秋楓等譯《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頁140。

[3]何思兵〈香港與19世紀美國對華貿易〉，《文化雜誌》，2016年，第98期，頁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