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談及怎樣理解習近平在中國的「消極認受」，並介紹了張寅嫺教授在《The China Journal》的學術文章。這位學者研究的不是一般人口民調，而是中國大陸的網紅、所謂「KOL」：在微博上擁有大量追隨者、能引發轉發評論、其內容常被跨平台擴散的高能見度行動者。

她通過多項指標（粉絲數、互動量、政治關鍵字貼文等），從龐大使用者中識別出 239 名意見領袖，並收集他們在 2009–2017 與 2021 年間，累計約 140 萬則原創貼文，核心分析聚焦於包含「民主」等關鍵字的 15,306 則貼文，得出了以下觀察：

首先，她從中國網絡生態概況入手，認為「默許式合法性」這樣的概念，往往不會以「我默許你統治」這種直白句子出現，而是體現在公共論述的重心漂移、可說與不可說的邊界、以及「民主想像」如何被重新定義。

她的結論很清晰：早期中國網絡討論曾經由自由派聲音主導，但自從 2013 年以後，中國網民對自由民主的懷疑與幻滅更突出；到了疫情時期之後，自由派優勢告終，民族主義聲音更具主導性。她同時指出，這不完全是國家單向操控：收緊管控固然重要，但疫情其間，中國大陸人民雖然對管控不滿，但對西方也同樣失望，也扮演了關鍵角色。

「消極政治合法性」的句法很值得引用成一個理論命題：政權合法性不僅取決於國內表現，也取決於民眾對國際現實的感知（後者不需要和現實相符）。他們被動認同政權，可能不只是因政府作為了甚麼，也可能因只是拿本國與他國比較後，產生「相對（不）滿意」。為甚麼中國官媒那麼重視貶抑西方大國形象，原因正是如此。

換句話說，在這個模型裡，「默許」不是無條件的。它是以「外部參照」為支點形成的政治心理結構：當人們認為民主國家「表現不佳」或「對中國雙標」，先前對民主的理想化期待被打破，於是對本國政權的評價，就會上升——即使本國並不理想，經過一輪心理操作，卻可能被視為「更有效、較能保護集體利益」。

這正好對應「被動承認統治正當性」：不必出自對政權價值的熱愛，而是可能出自對替代方案的失望與不信任。

更重要的是，「消極的合法性」雖然「消極」，卻不等於有朝一日，不會變成「主動」支持政權。

須知消極合法性不同於「消極支持」。消極支持只是接受現狀；但消極政治合法性卻可能在特定情境下（例如強烈的國際比較），轉化成更積極的支持，尤其當人們相信「本國做得比別國好」的時候，自我動員了民族主義，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行為。

這也是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動員的一把鑰匙：很多看似「熱情支持」的時刻，可能是由長期的「默許」、在外部刺激下被點燃，而不是日常生活中持續的高度忠誠。

張寅嫺在 2021 年的討論中，呈現了一種常見論述：西方被描繪為以地緣政治利益出發、用民主話語攻擊中國，民主因此被理解為「特洛伊木馬」。尤其是疫情初期，國民比較中國國內與國外的防疫成果：當他國被認知為「更糟」，即使本國也有問題，對政權的支持仍可能上升。這就是她所說「消極政治合法性」的運作方式。

若合法性越來越依賴「相對表現」與「比較優勢」，政權就更需要維持這種優勢敘事；當表現下滑或比較逆轉，默許也可能脆化。所以到了疫情後期，清零政策激起反彈，甚至出現白紙運動，最終清零突然終止，除了源自社會和經濟壓力，和中國的處理與國際相比，已經不可能再對民眾宣傳「比較優勢」，相信有直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