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寅嫺教授對當今中共如何維持社會管治的解釋，集中於公共論述如何從對政權的「質疑」，慢慢轉向為「沉默的相對認可」；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解釋的，則是另一種更制度化的默許：知識菁英如何被納入威權治理的穩定結構中。

某程度上，這樣的操作，更難破解。

裴宜理的立論一開始就逆轉了一個自由派一廂情願的常識：大學常被視為啟蒙價值與批判精神的堡壘，因此人們往往容易以為威權政體會壓制高等教育，避免培養出反對派領袖。但中國大陸的案例卻顯示另一條路：更成熟的威權政體，反而可以主動支持、並塑造「有某國特色的」高教，以強制知識界的效忠，並降低知識分子領導反對運動的可能。

她因此提出了「受教育的默許」這個概念：在這種格局中，知識份子以提供政治順從，交換由國家提供的多重利益，結果高等教育不再是民主化的引擎，反而可能成為威權得以長期維持下去的基石。

當我們把當代現象放進更長的中國政治史：帝制中國之所以長期延續，關鍵制度支柱之一是科舉。它吸納、評估、徵召知識人才，「服務國家」，這種「國家—士人」互惠關係，令受教育者的社會上向流動路徑，與國家權力緊密相連。

然後在當代，這種邏輯以全新形式回歸：透過重大研究計劃的資金與等級分層（如「985 工程的戰略投資」），精英大學更依賴國家支持、更需要回應國家優先秩序；同時，「世界一流大學（但要有中國特色）」的話語，把全球競爭與政治合規綁在一起。

自從八十年代的學生運動以後，中國政府把校園變成可監督、可預防的空間，一個以「輔導員」為核心的政治監督體系：其首要責任是意識形態與政治，並在同儕監督、學生線人、黨務層級中運作。1989年後，這套系統再被強化、並現代化、高科技化「完善」。時至今日，監控方式亦更加先進：心理健康篩檢的政治化使用、網路社群的監看與「反向貼文」引導、課堂與講座的錄影監督、以手機 App 投訴教師「不正確」言論等等，都比封建王朝的科舉制度更「有效」。

在充足資源支持下，宣傳部門透過課程、博物館、講座、田野參訪、研究計劃等，推動一種把古代文化遺產與革命傳統縫合起來的敘事，用「中國性／愛國」讓統治變得自然，從而獲得文化層次的承認。這類宣傳，表面上可能具有去政治化效果——結果學生群體的愛國與國族認同高，但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低；甚至在某份問卷中，大學生對「民主是否好」的肯定比例，反而低於多數社會群體。

裴宜理指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悖論：雖然「公民社會」在政治語彙上敏感，但各類志願服務、社會服務型組織的擴張，反而可能有助於校園平靜——因為它提供了參與公共事務的出口，卻不必導向體制挑戰。

她對「世界一流」競賽的分析，尤其切中「默許」的制度面：在巨額投入的交換下，中國大學引入一整套評估與獎酬制度（對齊世界排名基準），以文獻計量（SCI/SSCI）與研究經費等指標作為金錢標準；博士後、教師、研究生的聘任與升遷，被「產出配額」規訓，學界更忙於達標，而非政治批判。但客觀效果上，卻又完全可以達到政治上製造「被動認受」這樣的目的。

她也指出研究補助體系同時提升排名，也抑制研究者獨立性，因為大型計劃優先序由黨的宣傳系統深度影響，形成對官方主題（例如「習近平思想」）必須「研究」的制度壓力。

所以總結來說，裴宜理認為「默許」不是心理狀態的同義詞，而是一種把知識生產與政治順從綁定的治理結構：在這個結構裡，即便有人不滿，也往往選擇沉默、轉移、或在邊界內表達。

這是中國大陸的現象，但何嘗不是「新香港」學界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