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總結一下這幾天從張又俠被整肅開始的「被動的認受性」討論。

在跨國資訊流動更密集的年代，外部世界不再只是抽象的「民主想像」，而是不斷被具體事件刷新的人為建構的形象：疫情治理、選舉混亂、社會撕裂、種族衝突、地緣政治對立……這些片段，在牆內被選擇性地吸納進公共討論後，常常在誘導下，被指向單一結論：西方民主未必更優，甚至對中國帶著偏見與「雙重標準」。

在這種「他國更糟／他國雙標」的敘事框架裡，本國政權獲得的並，不一定是出於熱愛的擁護，而是一種基於相對評價的「夠用了」的認可——也就是「消極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入前述，這種消極認可並非永遠停留在沉默層面；在某些特定時刻（例如高度外部壓力或危機比較），它可能被轉換為更積極的支持姿態。

在制度層面，國家透過資源配置與地位授予鞏固菁英大學，讓學術界的上升路徑與體制緊密綁定；同時，以校園監督、意識形態工作與文化治理為手段，劃定可言說與可行動的邊界，並把公共參與導向低風險、可管理的形式。再加上「世界一流」競賽、與量化指標所帶來的規訓效應，學術活動被推向「看似客觀」的績效競賽，如果有批判性的政治介入，則更容易被邊緣化或自我收斂。結果不是每個學者都真心支持政權，而是整體學界更傾向形成一種制度化的合規與沉默。

將以上兩份學術研究合而為一，我們就能看到「默許」在中國新社會契約的地位：一方面，公共論述中的民主批判與比較敘事，使得對現狀的接受更容易被合理化；另一方面，最有能力、也最可能帶頭挑戰體制的知識群體，被更有效地吸納進既有秩序。

這種穩定不需要人人熱情表態，只需要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遵循規則、在話語上不越界、在風險面前選擇迴避，就可以達到「被動地認受政權」的客觀效果。而且在外部比較或危機時刻，這種「接受」，還可能被動員成更明確的支持。

最後，我們必須明白這種「默許」，並非單純的冷漠。它常常帶著情緒（受辱、反感雙標、求穩）、帶著理性計算（成本風險、職涯誘因）、也帶著制度力量（評鑑、經費、監控）。因此，理解中國政治的「默許」，不是去找一句「我支持」、或「我不支持」，而是去辨認一整套讓人民在多數時間中，選擇「接受」的結構。

這樣的政體下，其實人民真正愛國，因為太有積極性，反而是危險的；最理想是絕大多數人都沉默了、犬儒了，只需要提供「被動的認受」，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