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關係範疇，文化商數CQ的應用程度更加明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可謂箇中典範。

例如2016年，奧巴馬訪問越南胡志明市時，身為基督徒的他，走到當地引以為傲的國家級遺迹玉皇廟（福海寺），入境隨俗，在佛像前雙手合十，其後到河內一間街頭小吃，像當地人一樣品嘗地道美食。這些行為與CQ理論結合的是，他首先具備足夠的動機理解越南文化，然後根據所學習的文化知識，調整行動，以適應對方，並牽引出自己在夏威夷越裔社區的經驗。

最後，他行動上選擇入鄉隨俗，在演說中引用越南敘事詩《金雲翹傳》解釋美越關係，藉此行宣布全面解除對越武器禁運，象徵美越關係完全正常化，將之拉到「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陣營。今天「奧巴馬進食點」自然成了旅遊景點，更被老闆當作神台供奉。其實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蛋撻外交」，何嘗不是CQ理論的典範？

在軍事方面，CQ也逐漸在美國國防計劃擔當重要角色。例如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中，CQ被視為軍事行動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根據美國海陸軍戰隊的「反叛亂野戰手冊」，軍事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合法有效、符合當地人民對合法標準、承認並尊重當地文化的政府。後者以往被視為可有可無，現在則登入大雅之堂。

值得注意的是，CQ不一定隨著經驗而增長，也不能用飛行里程來量化。即使一個頻繁到世界各地出差的人，其實也不一定十分國際化（「離地」不等於「國際化」），相信大家都能理解這是甚麼意思。

對此香港學者周文芝指出，一些認為文化能力是固定不變的人，遇上異文化仍不會嘗試適應，即使他們更具天賦，也會很快落後於那些認為自己可進步的人。至於前「亞洲國際都會」香港的普遍CQ指數，又有多高？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