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提起官僚主義，我們往往會將之與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相聯繫，隨之而來的是繁瑣、低效等負面印象。其實，學術界的官僚主義不遑多讓，近年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官僚制又稱科層制，由大師韋伯（Max Weber）提出，他身為近代公共行政學創始人，把科層制視為現代行政管理的有效組織模式，但在實踐中，官僚主義卻逐漸成為科層制在大眾眼中的代名詞，反映理論與實踐總是存在差距。

根據韋伯的理論，官僚制度的誕生，具有特定先決條件：需要管理的事務和人數量上升、執行過程的複雜程度加劇、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以及理性主義的蔓延等，分別從供求兩方面催生官僚制度。

在韋伯筆下，官僚制度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層級（hierarchy）是行政管理架構的核心，科層內有明確的上下級；第二，管理者在某一明確的業務範圍內，享有絕對權威（authority）；第三，管理者依據法律或其他成文規範行事；第四，管理者須經專業培訓、且不帶個人感情地執行工作；第五，科層內的晉升，須通過專業組織的評估。

官僚制的上述特點，可以讓行政事務在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得以高效執行，但帶來的弊端則是機制僵化、無視個人差異與創造力。本來，這都是必要之惡，但這些對於學術界而言，卻正是大忌。英國《衞報》曾對「學術官僚主義」進行專門報道，引用英國高等教育統計署（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HESA）調查數據指出，在2008至2009年度，高等教育機構內的行政管理人員數量，比2003至2004年度增加33%，而同期教學人員數量增幅僅為10%、學生數量增幅為9%。

在HESA調查中，「行政管理人員」指非教學的、從事財務、市場營銷、人力資源管理、質量評估等工作的專才，他們對高等教育的教學、研究內容本身並不一定了解（通常是毫不了解），卻負責與之相關的組織管理和評估，尤其是把現代公司管理的審計模式，引入教學研究評估體系。

結果，學術官僚化一律以數量指標為基準，例如「影響因子」是研究水平的指標，「學生評估」是教學水平的指標；此外，還有開會指數、基調發言指數、行政指數、服務指數、指數分析成效指數等；每個課程的存在價值，自然也有另一籃子指數。

教研人員（從前的「教授」）發現，自己需要填報越來越多的表格，對自己的研究工作作出越來越頻繁的匯報，並被要求參加越來越多管理、而非學術性質的會議，最終令自己的教學研究時間大大減少。至於其他心理、生理副作用，已按下不表。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