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官僚化」現象，自然不只發生在英國，事實上歐美、香港、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界，近年都出現這一傾向，而且背後頗有文章。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著名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曾在《泰晤士高等教育》雜誌專訪表示，官僚化背後的核心思想，其實是「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各種頻繁的表格填報、進度匯報，都讓「組織成員」（其實理論上是學長）疲於奔命，因而不再有時間精力思考，也不會反駁這種機制背後的不合理之處。

具體到高等教育界，Graeber認為這反映大學權力的「範式轉移」：從原先的「平級自治」，轉變為「垂直負責」，各院系的一把手在院系內的權威提升，學校領導層和管理層的權威更得大量加強。一些行政人員對教學毫無熱情、也毫無知識，但正因如此，在忠實捍衛官僚機器的權威後，也會獲得長約，繼而反客為主，對學術員工毫不賣帳，就像一些學校被負責撥款、籌款的「家長教師會主席」綁架一般諷刺。

學者要應付這官僚體制，要是還有能力兼顧體制外的遊戲，往往是天才；而天才，卻是不會甘心長期被這樣的官僚體制束綁的。

在這基礎上，Graeber進一步批評「學術官僚化」的根源，在於現代社會對高等教育機構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轉變。

數十年前，「大學」本來是「院系教授群體」的代名詞，一些管理概念一團糟的左翼學者（例如福柯）都可以當系主任。但今天，這一機構則被高度公司化，「專業」管理層以「經營」的方式，來維持學校下設各機構的運作，計算「投入／產出比」，強調投資價值最大化。

此外，高等教育機構日益重視集資、地產開發建設等不與教學研究直接關聯的活動，這些需求，都讓校方更傾向採取官僚化的管理模式。現代通訊技術的發達，也為大學官僚化提供了技術支持：各類報表、時間管理軟件和匯報系統，都從商業公司遷移至校園。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