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eber在訪談中最令人思考的，還有以下我們深表認同的觀察：基本上，所有大學教授都認為上述官僚化的管理機制浪費時間精力，完全無聊，「讓我們越來越花時間評估研究，而不是做研究」。

然而，我們鮮有聽聞來自大學內部對學術官僚化的高調反抗。Graeber相信，這背後也有來自教研人員的原因：

首先，對於晉升的追求，是讓不少教研人員服從官僚化管理的關鍵；其次，根據《泰晤士高等教育》調查，不少教授居然認為：「填表被視作從辛苦的研究中短暫解脫的方式」。這是因為官僚主義和量化評價雖然無聊，但從機制上，畢竟讓人有一種「公開透明、公平可靠」的「印象」，背後即是「理性主義」對管理實踐的深刻影響。

真正的學術研究，往往意味著極端的不確定性、高風險和高挫折感，這時候，「學術官僚化」，就適時扮演了變相解壓的角色，只要當事人精於「學術官僚化」的遊戲規則，起碼可以獲得確定的工作「滿足感」。

因此，從宏觀結構層面看，「學術官僚化」必須放在社會商業化、理性化的背景，這趨勢短時間內無疑難以逆轉。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教授也承認，「行政管理」作為大學運行的一個環節，在今天確實不可或缺，否則大學內部運作混亂，同樣不利於教學研究。

University of Derby教育學教授Dennis Hayes就建議，應該提高行政管理隊伍中的教學人員比例，至少在「行政管理」這門學科，行政人員可提供第一手經驗，也算間接發揮了官僚化的價值。Graeber則是積極的行動派，建議教授和學生進行跨校聯動，發出「去官僚化」的聲音。

1997年，英國成立了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專門負責檢查高等教育機構教育水準，對英國高校教學和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提供一套「評估準則」，並以外部評審方式，對大學質量進行評估，與審計行業極其相似。自從這一機構成立以來，需要填報的表格有增無減，風氣更蔓延全球，包括香港。

其實，香港也曾有不少同僚提出，應該把大學員工分類（例如「高級講師」就毋需受制於影響因子遊戲），創造不同種類的階梯，這樣也勉強能提供多元化的工作環境，讓不同類型的學者各取所需。不過，變革是緩慢的，尤其是在今日大學的大笨象體系，真正的改變，恐怕只會出現在大學被淘汰的一刻。

而隨著現代科技、社交媒體、人類變革的出現，這一刻，會否在有生之年出現？

難說。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