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於反越戰的麻省理工教授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對各國左翼政權一直同情，甚至包括了赤柬。他曾揭露美國顛覆各國的案例數十宗，但九一一後又牽頭反戰、稱美國為「流氓國家」，卻令反戰陣營聲勢銳減，因為實在太左了。

要解讀上述迷思，我們必須了解越戰是反戰的高潮，也是反戰運動由盛而衰的關鍵。美國政府自此明白操控民意對落實外交政策的重要性，開始為隨軍記者提供方便，並通過內閣、財團和傳媒的互動，為戰爭的「正義」製造輿論。對反戰分子的揭秘，軍方則一律以學界的嚴謹態度回應。例如批評赫什的報道是「充滿怪異、陰謀，錯誤連篇而且充斥匿名者的臆說」，就是五角大樓的典型公式，目的就是質疑消息的可靠性，和以陰謀論演繹記者的動機。

事實上，泄露軍方機密只能匿名透露，真確性亦只能從官方核實。於是反戰人士在邏輯上永遠都是懷疑論者，公信力愈來愈低，逐漸成為言論具有預設立場的利益集團。

這裏，又聯想到已故另一位左翼權威薩伊德（Edward Said）。

薩伊德成名作《東方主義》與白人沙文主義對照，認為西方以虛擬概念塑造切實的東方，「東方」永遠是獵奇的世界——像香港在60年代電影《八十日環遊世界》和21世紀電影《盜墓者娜拉II》都是帆船國度，是為「東方主義」。東方主義具有強烈的後殖民批判性，被右派視為異端，也被左派謳歌為英雄。吊詭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國人也以一種「西方主義」審視西方，卻出不了中國的薩伊德；箇中政治信息，不言而喻。

薩伊德成為學界偶像，死後步上神壇，則應歸功於「超然主義」。

薩伊德與杭斯基為學界兩大「反美」龍頭，但薩伊德更像一幽流亡舞影：他出身於巴勒斯坦，一生批判美國的中東政策和以色列「暴政」，被中情局長期觀察，也被同胞視為最應領取諾貝爾獎的巴勒斯坦人。然而他堅守失傳的學者良心，在巴解領袖阿拉法特如日中天時斥之為「暴君」，同時開罪以巴政權，一度不得回鄉，也沒有刻意經營自己的光環。相對於發表小圈子文章後技癢拉起山頭的同僚，無疑更能恪守啟蒙學者的道統。

薩伊德得以家傳戶曉，源自美國大學的「互通哲學」(Inter-transferability)。他身為冷僻的比較文學博士，但具有道德參與的使命和哲學辯證的天賦，著作成為政治學、社會學、國際關係和哲學必讀。近作如《隱蔽的伊斯蘭》更全面切入心理和新聞學，立論不一定完善，沒有多做多錯的包袱，卻例必激起學界群起回應。

百年後，相信薩伊德的歷史地位，會比Chomsky 為高。

*改編自沈旭暉《明報》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