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簽訂《南京條約》後，對美國簽訂的除了《望廈條約》，還有另一條《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又稱為《蒲安臣條約》，1868年7月28日生效。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是中國近代史的關鍵人物，1861年被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任命為第一任大清帝國承認的美國駐華公使，任內頗受大清官員好評，認為他比兩次入侵中國大陸的英國人容易打交道。

同治皇帝繼位後，在洋務運動實行初期，大清帝國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現代的外交部。由於當時尚未有太多具備現代外交知識的本國官員，總理衙門遂決定轉聘蒲安臣擔任清國駐西方各條約國的公使，並代表大清與祖家美國國務卿史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d）簽訂了《蒲安臣條約》，確立大清帝國與美國的友好關係。

條約與香港人直接有關的重要條款有兩項：允許大清帝國國民移民美國；與及大清公民可在美國學校求學。

以上第一項條文表面上只是指大清帝國國民，實際上還包括香港居民在內的廣義華工，即不少通過香港走到美國的華工都可以合法移民美國。問題是合法移民就算成功入境、工作，也不等於可以輕易成為美國公民，特別是後來出現《排華法案》，期間華工在美國只有居留權，並沒有入籍的權利。這和香港出生的香港人到了英國本土後，作為大英帝國子民，可以成為英國本土公民的安排大相徑庭。

但《蒲安臣條約》對當時的香港人還是吸引的：時至1860年代，香港受到兩大因素影響，以致人口暴增：一是太平天國戰事；二是九龍半島納入香港殖民地的管治範圍，令英屬香港殖民地的人口瞬間急升至超過12萬人。部份人來港後生活無著，唯有打算出洋工作，美國正是一大目的地。《蒲安臣條約》實行後，引致不少美國國民不滿，反對為華工打開這扇方便之門。到了1880年代，在美國的華工已經超過10萬人，不少都是來自香港，數字絕對不容忽視。

而清國公民可在美國學校求學這一項，也對在香港受教育的華人特別由吸引力。由於大清帝國國的外文教育尚未發展，能夠符合到美國升學基本條件的華人，大部份都是來自廣東沿岸一帶、特別是香港；香港馬禮遜學堂的學生，尤其成了往美國求學的先驅。耶魯大學畢業的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正是廣東香縣人，先後在澳門、香港的馬禮遜學堂求學，然後留學美國，在1850年考入耶魯大學。

容閎歸國後，在1870年代初期，為配合《蒲安臣條約》的內容，倡議大清官方派遣幼童前往美國留學，不少到美國的「幼童」都和香港有各種各樣的淵源，包括後來的中華民國總理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等，還有日後縱橫香港政商界的大老周壽臣。可見《蒲安臣條約》不只影響了大清帝國及中華民國的發展，同時也間接為香港培育了國際級人才，例如周壽臣情願放棄在中國大陸政權的仕途，也要回到香港成為華人領袖的決定，就反映英屬香港自身作為當時俊達的事業階梯終點站，已經有了和大陸政權仕途平起平坐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