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身亡之後，伊朗對所有可行目標同步發動襲擊，各地什葉派穆斯林也有響應所謂「聖戰」，美國、以色列和盟國陸續出現損耗。這是一個嚴峻形勢，並不能輕輕帶過。然而不少西方評論員批評特朗普出兵前，根本沒有一個通盤計劃，對未來伊朗的藍圖毫無想像，這一點，卻是令人難以苟同的。

從過去幾年的觀察，特朗普似乎已經找到自己的一道公式，怎樣既可以展示美國的強大軍力，又可以避免在任何戰場泥足深陷。對伊朗，用的也是同一方案。

這個理論背景，需要稍作解釋如下：

特朗普性格好大喜功不假，但他自身年輕時逃避越戰兵役的經歷，一直提醒著他不要把美國帶入曠日持久的戰爭。無論有沒有 MAGA 陣營、孤立主義者的制約，這都是他心底裏的核心信念。

而他認為昔日的共和黨主流派也好、民主黨也好，只要嘗試在其他國家推動 regime change，往往沒有好下場。要麼就是虛耗大量美國軍費、資源、人命，要麼就是弄出一些扶不起的傀儡政權，最終還是要忍受出現反美政權清場，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以美國的國力全盛期，都不能有效推進 regime change，阿拉伯之春之後的民主政權幾乎一律夭折，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戰爭後的新政權無不強差人意，反而冷戰時代美國在中南美洲、東南亞的獨裁者盟友來得更可靠，更能夠配合美國國家利益。這純粹是歷史的溫故知新，特朗普知道，他的幕僚更知道。

於是，就有了「委內瑞拉模式2.0」的出現。

委內瑞拉1.0模式是充滿創意的：美國運用龐大軍力、情報集結實力和綜合國力，直接將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活捉回國，卻沒有推翻委內瑞拉政府。那個政府依然完封不動存在，依然在運行國家的日常。但這個政府的新領導人卻已經和美國建立足夠默契，釋放了政治犯、讓美國直接參與委內瑞拉石油產業，這些都是美國如果要 regime change 需要達到的目的：前者為了對外宣傳民主理念、出師有名，後者為了說服本國人民，需要提供實利。

現在，兩大目的都已達到，卻不用美國作出更多付出，不用承接在當地維持秩序、協助政權過渡的燙手山芋，一切本土事宜依然有一個有效運作的政府負責，不用沒有經驗的反對派上場製造不可測性。無論委內瑞拉人民怎麼想，特朗普一定覺得在 deal making 角度，這才是一本萬利。

對伊朗，亦如是。

馬杜羅被生擒，哈梅內伊則是被直接斬首，但客觀效果完全一樣：本來的最高領袖突然死了，而且接班問題懸而未決，新領導要立刻決定究竟是對美國負隅頑抗，還是妥協。

由於前任在最高戒備下，依然被美國直接解決掉，任何新領導人都要面對巨大心理壓力，稍一不慎，就會步前任後塵。這是以色列對付哈瑪斯一個又一個新領袖的有效處理：無論是誰繼任，只要繼續抵抗，就繼續予以清除，格殺勿論。

委內瑞拉的副總統羅德格利斯知道了自己選擇有限，很快就調節心態，全盤和美國合作。伊朗現在的局勢似乎也差不多，分別只是強硬派暫時直接動用軍隊反抗美國，但不代表內部不會有聲音願意妥協。

只要伊朗出現了這樣的新領導人，或只是新領導團隊的其中一人，特朗普就可以宣告大功告成，繼續維持伊朗現政府的官僚架構，以免這個龐然大國徹底崩潰、製造更多不穩定性，而又可以讓這個政權逐步和美國合作。如果下一任伊朗領袖像委內瑞拉那樣，釋放一些政治犯、讓美國徹底檢查境內核設施，然後美國對其解除禁運、成為伊朗石油新宗主，對特朗普而言，自然是最理想的結局。

反而一旦伊朗變天，既可能陷入長期混亂，然後要選一些新領袖出來，轉過頭可能又是反美的當選，又或由一些毫無執政經驗、也可能同樣貪污腐敗的人掌權。這都是特朗普很想避免的前車之鑑。

如果你是特朗普，只有三個選擇：讓一個弱化的、相對願意和美國合作的現政權既得利益者接班；讓前沙皇巴列維王朝後人回國復辟；或舉行民主過渡，幾年後進行公平選舉，選出新領導人。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如果不談道德，似乎是 option one。如果這個公式可以發揚光大，可能比中俄昔日念茲在茲的所謂「顏色革命」更無往而不利，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