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美伊戰爭期間，美國是否再次推動 regime change 成為各方關注焦點。而近年最高調弘揚國際民主的美國政府並非自由派所領導，而是以喬治布殊總統為首的新保守主義者。

諷刺的是，喬治布殊任內的八年（2001-2008年），除了是美國軟實力下降的關鍵，同時也是中國國力上升得最快的時刻。究竟新保守主義外交的問題出在哪裡？早在喬治布殊年代，這問題就有大量學者研究過，但到了今時今日再重新審視，卻更容易看出美國外交當刻的兩難。就此我們可以參考美國學者布特 (Max Boot) 的著作。

布特是評論人、大學講師和軍事歷史學者，現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著有《未選擇的道路：愛德華·蘭斯代爾與美國在越南的悲劇》等書。布特是出生於蘇聯的猶太人，數十年來一直奉行保守主義思想，支持美國向世界推動民主、支持為此不惜使用武力，更是美國在喬治布殊領導下入侵伊拉克的最早一批支持者之一。

然而經過二十年，他坦言覺今是而昨非，早前在《Foreign Affairs》撰文認錯，並詳細分析美國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的種種問題。他承認現在全世界都清楚知道，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並沒有發展當時美國政府聲稱其擁有的「大殺傷力武器」，令開戰的理據近乎全盤崩潰。而整場戰事不但沒有按原訂計劃速戰速決，反而令美軍陷入持久的反恐游擊戰，付出了超出美國人預期的生命和經濟代價。

最致命的，還是戰後的伊拉克也沒有變成真正的民主體制，雖然有選舉的形式，但依然軍閥林立、武力決定一切，更遑論成為激發中東地區民主自由改革的範本。某程度上，伊拉克的下場，對推動國際民主化的影響可能更多是反效果：更多國家要麼發現了值得效法中國，更強硬推行極權；要麼一些國家的民意也坐實了民主化帶來亂局的偏見。

布特反省美國犯下重大戰略錯誤的根本時代背景，在於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度單極獨大，加上經歷了波斯灣戰爭的輕易勝利，以及9/11事件帶來的空前愛國主義，令新保守主義者陷入「集體妄想症」，相信了自己的「大外宣」，真的認為只要美國積極干涉其他獨裁國家，就可以救贖當地人民；或只要推翻其他威權政體，當地自然就會出現美國的「傑弗遜式民主」。然而經過過去二十年的實驗，卻發現民主程序同樣可以選出新獨裁者，而要任何掌握影響力的人自願放棄權力、「還政於民」，要是缺乏其他配套，未免緣木求魚。

結果今日美國的整體實力已經不能獨大，強推國際民主的局限性表露無遺，很難再把「促進民主」置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沿。這無疑是新保守主義者的悲劇，也是國際秩序依靠美國推廣民主的悲劇。至於悲劇是為何發生的，布特發表了一籃子的觀察，值得仔細思考。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