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昨天談及對伊朗的觀察，美國前新保守主義學者布特（Max Boot）背離新保守主義之後，針對美國對伊朗政策，曾經提供了以下外交建議，也許可以作為一家之言，讓今日的美國政府參考：

首先，他肯定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強國，在全球範圍內都有利益和責任，應該繼續捍衛自己的理想，並譴責侵犯人權的行為，但不能在「無關緊要的衝突」中浪費力量。他認為汲取伊拉克戰爭的教訓，如果伊朗願意重新加入核協議，就算因此增加了伊朗政府的財政資源、助長了它鎮壓國內反政府運動的能力，但如果此舉有效讓伊朗停止製造核彈，也是美國值得付出的代價。

布特認為，美國對伊朗這類專制政權加強的外交管道，可以包括以下五點：

(1) 派遣一名大使前往伊朗，打開溝通渠道；

(2) 與中國保持密切聯繫，以避免中國成為伊朗後台、進行核對抗；

(3) 在伊拉克保留美國軍事顧問，以對沖伊朗和「伊斯蘭國」等勢力；

(4) 拉攏沙特阿拉伯制衡伊朗，並善用其作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國的優勢；

(5) 用鼓勵的話語、通信技術和其他非軍事援助，來支持伊朗的自由派抗爭者。

就算所有外交努力都失敗，布特認為美國也不能輕言出兵，頂多只能像冷戰期間那樣，依賴威懾和遏制對手。這意味著美國只能通過以色列、海灣國家等地區盟友合作，來抵制伊朗勢力擴散。

問題是布特的上述建議，幾乎都已經證實不能成功：中國已經成為伊朗、沙特都接受的新寵，卻不會賣美國的帳；如果美國在區內的駐軍沒有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例如特朗普直接暗殺伊朗衛隊領袖的震撼），伊朗不會將它當一回事；沙特、以色列等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甚至連它們也滿足不了；至於海外伊朗自由派的影響力，缺乏的同樣就是武裝。

讀過布特的分析，無疑令人明白到新保守主義盲目行動的問題；但如果盲目拒絕行動，同樣會坐視世界變得更壞。除了由一個極端，擺到另一極端，美國外交政策還有別的出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