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談及潘焯鴻、一拳案的隨筆聯想。

這些「案件」，公道自在人心，「新香港」日常，已然沒有評論的價值。但威權政體常用的「抓典型」思維，在學術角度，還是可以稍作分享。

對政權而言，用這樣的方式傳訊，起碼訊息很直接：宏福苑這類其實沒有多少政治性的案件，也不要評論，好讓政權的定性一錘定音，否則後果自負。而《黎智英傳》這類書就不要流通了，至於「禁書清單」是不會提供的，這樣才可以自我審查。

由於這兩位朋友都是留在香港的人當中，為數極少還會發言的公眾人物，也就是「典型」。他們「出事」，其他自覺屬於同一「類型」的人，都會同步收緊。

然而傳訊效果，卻是多面的。因為誰是「類型」，也不會有統一定義。

例如書店負責人會覺得自己是同類、高危；對宏福苑關心的民間團體，會覺得是殺雞儆猴的對象；有業務的工程師會唇亡齒寒；黎智英有關網絡延伸，也會得到自己依然是打擊對象的結論，諸如此類。

這又比單一打擊面，有更多測試。

對這一套，再評論甚麼都沒有甚麼意思。政權的套路，有很成熟的複合拳，然後會安排一批抹黑、挑撥離間，諸如此類。但歸根究底，就是讓一切的社會評論、參與盡量消失，完全由官方負責。只要不成為「典型」，例如詩人在作品疑似有社會意識、但很難「斷正」，當局就很少一下子以法律解決，通常還是會回到大陸的「約談機制」。

這是為甚麼現在的香港比深圳、上海更維穩主導的又一案例。

回應之道，和朋友保持互信，對要支持的朋友投以信任的眼神，保存元氣，其他的冷處理，已經很足夠。否則，在安全地方大肆批評除了可能影響當事人，也容易協助政權傳播恐慌，而任何極化討論，都是政權希望看見的撕裂，與及宣傳。

經過這幾年，相信大家都已經明白了新時代的潛規則。政權要鬥爭、要對立、要犬儒，就要生活如常，不要正中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