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留在香港而經常繼續發表評論的建築承建商潘焯鴻被捕，官方原因指涉及疫情期間申請政府基金時涉嫌欺詐。

日前，一拳書店負責人龐一鳴等被捕，官方原因是涉嫌販賣「煽動性書籍」，然後通過媒體放風說是《黎智英傳》。

如果他們在中國大陸，會怎樣？這是很值有啟發性的問題。

我認識潘焯鴻，關於宏福苑，甚至還和他做了訪問。為了他的安全，我已把訪問下架，只會在會員區這裏看見（這是將訪問統一放會員區的先見之明）。如果說他忽然被捕的原因，不是因為宏福苑聽證會召開前需要被「溫馨提示」，相信不會有太多人相信。

我也認識龐一鳴，離開香港前，曾經到過他的書店分享。當時已經是國安法通過後，在座有很多當時的民選區議員，這一幕，恍如隔世。一拳依然可以堅持至今，而且之前已經因為很無厘頭的原因被落案起訴（搞講座教西班牙文而沒有教育牌照......），這種韌力和 resilience，令人非常尊敬。

這類「案件」，如果在中國大陸，是不會被這樣處理的，因為早就有行之有效的模式 template。

如果目的只是要某些書不能賣，很簡單約談一下，就可以解決，也沒有人在這樣的環境下，會有不配合。一旦開始了司法程序，曠日持久，而且不見得符合成本效益。例如要把《黎智英傳》正式列為「煽動刊物」，非常浪費人力資源，而且理據一定非常牽強；然而這些理據都會成為先例，又會誤中一堆副車。管治者往往情願灰色地帶無限大，才方便管治，有 discretion，一旦 define 清楚，自己就會失去彈性，加添工作量，反而本末倒置。

至於要在「敏感時刻」之前「溫提」噤聲，中國大陸慣常做法，其實是安排有關人士暫時「旅遊休息」，對異見人士家屬、維權律師，很多時候都是這樣。避免直接起訴，避免製造新聞，除了因為費時失事，也是因為出現了先例，很麻煩。就像潘焯鴻的「案件」，如果根據官方提供的資訊為證據，真的要落案起訴，而香港是案例法，恐怕要起訴的人非常、非常多，這也不是「國家安全」希望看見的事。

但中國大陸國安整體思維是減少新聞，「新香港」國安卻剛好相反，需要製造新聞。除了國安資源無限、很需要「業績」這類原因，背後做法，還有一套自成體系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