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地方主義」自然不是廣東獨有，在其他共黨統治的國家、地方，因為其先天的中央集權性質，一直是永恆的議題。過程中，被開刀的往往是紮根本地的資深土共，因為他們在資深黨員當中有影響力，但相對於外來者和新貴，大多屬於傳統精英階層，確實和「前朝餘孽」關係較好，往往會從他們的「本土經驗主義」，去判斷「上方新政策」能否順利落實。

但在最高層眼中，一個地方的政策能否順利落實，卻不應見樹不見林、拘泥於一時三刻的反彈，因為「新政」本來就是為了改造一個地方的精英階層、協助「群眾」產生「新領袖」（也就是表現「進步」的群眾領袖，加上一些原來的次級精英）改造社會；假如一地的主流精英不分左中右集體反彈，正正說明了這個地方存在凌駕階級的「地方主義」問題。

「反地方主義」假如是一個適用於中外共黨的框架，那又有甚麼一般性結局？

不少傳統精英、愛國人士相信，一時三刻的過激政策終會修正，不要過份緊張，正如古大存最終也被完全平反，陶鑄遺孀公開承認當年「是不對的」，代亡夫向古大存家屬「表示歉意」。不少激進人士，則深信地方主義始終是政權的隱憂，「寧左勿右」，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他們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

其實很簡單：對中央政府而言，一方面，打擊和前朝政權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地方舊精英（包括「土共」）、扶植新精英，是鞏固政權的必要途徑。

但另一方面，中央也深明地方勢力不可能連根拔起，即使拔了，新貴也早晚變成「新地方主義」，因此對那些長期忠誠、道德相對單純的舊土共，又會在他們元氣大傷後拿回來「回復名譽」、放到位高權不重之處，以保持平衡。那時候，他們的「地方主義」，就變回「愛地方愛國家」，個別民憤特大的過激人士，則被拿來開刀撫慰人心，直到下一波循環出現，週而復始。這些都是歷史，在蘇聯的例子更多。

至於香港，在下才疏學淺，完全不懂。但你懂的。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