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在歐洲大陸兩大陣營對峙下，英國放棄「光榮孤立」政策，與新興海洋國家日本結成「英日同盟」，藉此保障自己在大清帝國的利益，並借日本一臂之力，牽制俄國。

這段期間，日本和英國大有「共治」東亞之勢，特別是日本在日俄戰爭戰勝俄羅斯後，更成為東亞首屈一指的霸權。香港對日本的重要性既然大增，日本在1899年10月，將香港的領事館升級為總領事館，以船津辰一郎擔任總代理領事，並於1902年2月落實英日同盟後，任命今井忍郎擔任香港第一任總領事。日本人口也開始慢慢遷移至香港，設立醫院、酒店等設施，以增強在香港的影響力。

然而世界各國對英日同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信任，除了被針對的俄羅斯大力反對，美國也感到不安，擔心會影響自己在遠東的利益，於是英屬香港也成為美國抗衡日本影響力的角力場。早在1898年，美國駐港領事館已升格為總領事館，比日本的升格更早出現。

1907年底，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派出16艘戰艦和大白艦隊，前往日本橫濱，表面上是促進雙邊友誼，實際上是宣示國威，以海軍完善的裝備，震攝日本，喚起日本對「砲艦外交」的回憶。美國海軍也提出以日本為假想敵的「橙色計畫」（Plan ORANGE），集中兵力在菲律賓佈防，提防日本強佔菲律賓蘇比克灣。

為此美國也加強在香港與菲律賓之間的軍事部署，使香港成為近可聯絡菲律賓、遠可聯絡夏威夷的戰略重鎮。英國雖然和日本結盟，但對美國這些動作卻也予以默許，後來在一戰過後，英日同盟終止，英國寧願選擇美國，這和美國在香港多年建立的默契，也有一定關係。日本汲取了美國「砲艦外交」的教訓，也在建立龐大的艦隊，希望不再給予美國由太平洋東來稱霸的機會。

在美、日雙方都視為戰略重鎮下，英國固然利用香港為戰略槓桿，中華民國政權也明白香港的戰略價值。後來在中華民國外交部任職的李心靈，曾在香港的《華字日報》發表文章，大膽提議香港應聯合美國，建立國際聲譽和地位。[4] 這樣微妙的形勢，和香港在二戰後的冷戰角色相比，也不遑多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