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Chomsky 的平行宇宙，世界被簡化成一場關於「權力」的算術：西方政府永遠是邪惡的輸出者，任何平衡觀點，都是帝國主義的幫兇。為了將這個觀點學術化，他在 1988 年和 Edward S. Herman合著《製造共識》，提出著名的「宣傳模型」理論，建構出所謂「五大過濾器」理論（所有權、廣告、資訊來源、壓力、反共意識形態），來解釋媒體如何服務於權力精英，將公眾洗腦成順民。

這套理論至今被視為傳播學的聖經，而它只有一個問題：對極權國家更徹底的洗腦，卻按下不表，批評的對象只有西方、西方，和西方。

當這套邏輯推向極致，這位理性的大師就會陷入政治的盲視。

1970 年代，柬埔寨的赤柬政權正在進行駭人聽聞的種族滅絕。當難民滿身傷痕地逃到邊境，講述波爾布特的恐怖殺戮，Chomsky 卻在遙遠的美國辦公室裡投稿《The Nation》發表文章，質疑這些「fake news」報導的真實性。他認為這些難民的證言「極不可信」，不過是西方情報機構的「二手歪曲」，是為了抹黑一個新興社會主義政權的宣傳，令他長期被看作赤柬大外宣最有力的秘密武器。

多年後，Chomsky 不得不承認赤柬犯有大規模暴行，但始終辯稱當初只是質疑「報導的質量」，而不是「事實本身」。

Chomsky 在地圖上畫出了正義的邊界，卻對邊界外的慘叫聲充耳不聞，因為數百萬人死亡，在他的邏輯裡，不過是需要「更精確證據」的學術辯論細節，無損他批判西方霸權的根本立論。這就是他的「激進」：為了反對自己身處、讓他命成利就、把他養活的「西方霸權」，他會對另一種更原始、更血腥、更實至名歸的霸權保持沉默。

無數西方左翼知識份子，時至今日，都是繼承了這份虛偽。

Chomsky 這種立場先行的偏執，在隨後的「法里松事件」進一步推向了荒謬的巔峰。

1979年，法國教授法里松（Robert Faurisson）因為否認納粹大屠殺而遭到起訴，Chomsky 卻親自為他的書撰寫序言。在序言中，Chomsky 辯稱自己是在守護「言論自由」的絕對權利，認為「即使是魔鬼」，也擁有說話的權力。雖然 Chomsky 聲明不代表支持法里松的觀點，卻將法里松描述為「某種自由派的社會主義者」，這與法里松明顯的右翼色彩嚴重不符，引起學界譁然。

聽起來多麼高尚、不畏人言，但一位終身呼籲「社會公義」的學者，為何總是如此精準地為那些傷害人類文明底線的人張目？他的虛偽，不在於他不信言論自由，而在於他利用言論自由，為邪惡披上了一層學術的中立。

因此，Chomsky對世界的最大貢獻，確是教懂世人看穿媒體的謊言，因為他自己編織了一張更大的政治過濾網，濾掉了那些他不願意看見的、來自地獄的真相。唯有用 Chomsky 的理論審視他本人，大眾才會真正開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