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自我檢討，再舉日前談及的出版例子。

剛到台灣時，曾經很天真的在想，應該可以出版一些「新香港」不容易出版的內容。然而現實證明，坦白說，這是此路不通的。

不是蝕本的問題：香港題材全球不再感興趣、越來越少人看實體書等等，當然本身是很大問題，但那是另一回事。

根本的結構性問題更 fundamental：要是在香港有風險，就算身在海外，只要參與出版的團隊有任何香港人存在，依然要憂慮自身安全、家人安全、人質物質，還是要畏首畏尾。要是那些書在香港沒有風險，也就是牆內依然可以出版，留在牆內的有心人依然很多，都很值得支持，而且更貼地。偶爾會有剛好在那個夾縫的例子，但屬於特例，不成結構。

這不是說海外不能出「香港不能出版」的書。而是要突破上述結構，那結構上，出版社台前幕後，不能有任何在香港有任何人質物質的香港人，例如是純台灣人，否則只會吃力不討好。Like it or not, that's the reality。這些題材，其實也只有他們在今天的客觀形勢，才能駕馭。

然而如果這樣定位一間出版社，先不說經濟上很難生存，本質上其實就是社運支部，性質就完全不一樣。那不是我們的擅長，也讓人覺得越界。

這自然不是說海外不能出香港有關題材的書。「香港題材」99%也不會是禁書，如果不在意蝕本，這還是很有價值的。但必須知道海外的 comparative advantage在哪裡，否則那是和還在牆內的香港出版朋友分工不清，反而不美。

海外文化產業的價值，應該是善用國際關係的 comparative 優勢，把香港融入國際框架之內，去爭取國際受眾，加強cross-cultural dialogue，例如和威海衛的比較、北婆羅洲粵語與香港的異同，又或香港人在世界各地的回憶等等。

思前想後，答案很清晰，這才是我懂得駕馭的範疇。否則被 framed 作 binary 思維，只會畫地為牢。所以如上月講述，今後出版，我會直接用自己藏館作為新的出版單位，做好擅長的事。

還有一點，關於收藏的，明天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