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建豐二年》關於西藏的那一章表面上說西藏，其實處處卻似乎在隱喻「其他地方」，也就是香港。

儘管我對平行時空下的「西藏一國兩制」未如陳冠中樂觀，但也相信的確有成功機會，然而現實的香港「一國兩制」，就是另一回事。根據陳冠中小說的思路，假如北京和香港都懂得上述三個模式的智慧，互不走極端，一方在非核心利益範疇向中央讓步、不予強硬派口實，另一方發現保留境內不同制度對國家的長遠利益，「一國兩制」就不會弄至如斯田地。

問題是，是否香港人懂得「芬蘭化」，就能得到「善終」呢？

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和西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沒有一個有認受性的agent，能代表香港和中央博弈。達賴喇嘛在西藏一錘定音，要控制內部激進勢力也好、對中央妥協也好，起碼有機制處理。更重要的是，「西藏領袖怎樣產生」這問題，本身不是一個爭議問題，因為達賴喇嘛即使只當精神領袖，只要中央不硬來，影響力也能體現。

但在香港，即使是中英談判期間，中方已不斷強調沒有香港人代表，不搞「三腳凳」。本來中英有「直通車」，預計第一任特首是「親英」的，這人或許還能稍稍討價還價，但偏偏直通車拉倒，特首被看作中央代言人，民間領袖則沒有相應地位，任何香港人都可以被演繹為「代表香港部分聲音」，自不可能和北京有效博弈。

香港的最大爭議，偏偏是如何選出領袖，這問題是一地權力何在的核心問題，就是在民主國家，寫出來的往往也是虛的，實際上只能以角力解決。既然回歸前沒有解決，就是暗示以20年後的力量對比來解決，這只會令中央對香港充滿控制慾：香港一旦出現新領袖，由下而上得到權力，中央強硬派眼中的不可測性就大了。

中英談判的最終結果，居然讓這個關鍵問題按下不表，製造一場「如何產生領袖」的博弈，讓強調國家利益、舉國體制的中央在一方，讓沒可能有領袖、沒有籌碼、不能有外援的港人處於另一方，「到時先算」。

在國際關係角度看來，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的。悲劇在中英談判後、主流民主回歸派一致擁護之時，就幾乎注定產生。可惜，那不是平行時空，卻是我們的現實。無論務實也好、激進也好，也難令歷史推倒重來，正如《建豐二年》畢竟是「新中國烏有史」。

看看小說內的風雲人物，像1968年拿諾貝爾文學獎的老舍，在現實世界的1966年有何下場，才最震撼。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