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二戰前，美國對香港政策以商業為主，沒有太多「帝國主義壓迫」，但在中國民族主義驅動下，香港也曾一度出現一些反美活動。參與者不少是旅居香港的中國知識份子，而且跨陣營，包括維新派和革命派中人。

這股反美運動的源流，可以追溯至前幾章談及的太平洋三角貿易。自從舊金山開始聘請華工發展，不少華工都是從香港離岸，隨著不少華工被「賣豬仔」、飽受歧視等事情傳回來廣東一帶，美國新大陸的形象開始一落千丈。早前談及，1905年起，部份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在上海發起「杯葛美貨運動」，激起不同階層人士響應。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運動除了針對美貨，同樣也是中國各個派系通過這個戰場的亮劍。

香港是當時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的「兵家必爭之地」，前者以徐勤《商報》為首，後者以陳少白《中國日報》為首，分別發動旗下的報章，作為輿論機器，用自己的方式抵制美貨。兩派水火不容，即使革命派內也有分歧。例如李煜堂與楊西巖發動「反美拒約會」，聘請了陳少白和何啟為顧問，但是身為香港立法局議員的何啟，對於激烈反美杯葛的舉動很有保留，所以只提出要求改善華人待遇，而沒有要求美國廢除禁止華工移民。李煜堂也是金山莊的東主之一，可以說是香港對美貿易的既得利益者，身份上也有明顯矛盾。加上港英殖民地政府當時嚴禁公開杯葛美貨，使運動難以在香港如火如荼地進行，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為主。

香港商人對於這場「杯葛美貨運動」，也沒有多大共識。如以華商公局為例，主席馮華川被視為屈從香港政府命令，取消「杯葛美貨運動」的集會，而被民眾張貼海報指責。有見及此，部份港商因時制宜，創辦「民族企業」，例如廣東南洋煙草公司、華洋織造公司、廣生行等等，都在1905年成立，不過話題一轉，不強調杯葛美貨，改為強調買賣國貨，但「國貨」又強調是自家製作，其實是「本土貨」。所以，這也可以說是香港本土主義的里程碑，屬於當時香港利用反美運動來自我發展的「港式營商之道」。

由於香港政府反對，加上各派不能通力合作，充滿內部分歧，在1906年初，這股反美浪潮就逐漸消退。加上日本崛起，在日俄戰爭中獲勝後，將視線放在大清帝國身上，大力發展工廠，令日貨逐漸盛行，成為大清帝國本土貨品的勁敵。於是在1908年，出現了另一場「杯葛日貨運動」，漸漸覆蓋香港反美浪潮的聲勢。

香港這股反美浪潮，大概是1997年主權移交後新政權鼓勵反美運動之前的最重要一波，但始終沒有深入到家家戶戶參與的地步，基本上停留在知識份子的論述層面，商界的表態也是點到即止，並沒有任何對美國商貿具體切割的行為。大概有見香港商界的務實，這波運動不但沒有擊退美國在香港營商的決心，反而讓美國進一步涉足香港事務，從後來部署、升格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一事，就可略知一二。